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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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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