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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曼说：“将您的注意力引到克莱蒙和阿贝尔身上，泰奈多斯这样做很聪明。我已经思考过谁会这么做。看来泰奈多斯是众人中最聪明的。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谁，迪尔曼先生？”
酒店前有几个妓女在来回走动。她们都很年轻，有时一辆车停下来，一位姑娘钻进车，或者她跟一个男人搭话。我曾经跟“庄严”酒店的一个门卫交谈过，他告诉我，这是最便宜的妓女。她们一夜加起来至多总共四百法郎，一个小时至多两百。那些非常高级的妓女自己有房，她们也不在街上跑来跑去，而是去赌场，那里总是能容下那么一批。或者她们哪儿也不去，呆在家里，等电话，因为她们的名字在私下传递，或者由酒店看门人告知。这些高档妓女要价在一次五百到一夜总共一千法郎之间，门卫指的是新法郎。他告诉我，那些全是艳压群芳的女子。另外，大多数妓女是德国人。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法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康采恩背后的那两个人。”迪尔曼说，“您不熟悉这两个名字，因为这两个人尽可能不出头露面。我现在如果再不对您讲出全部实情，一点意义也没有，卢卡斯先生，因为您自己会寻根刨底，那只会引起不安。这两个工业巨头——出于很多原因，当然也有军备任务，但也有其它动机——跟政府关系很密切。克莱蒙和阿贝尔——我认识这些先生本人，熟悉他们的案卷——由于科德公司的阴谋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也陷进了一场严重的销售困境。钱政府可以帮忙。但是它不能将市场变得对克莱蒙和阿贝尔有利，如果科德公司持续低价倾销、廉价抛售、试图建立起垄断地位的话。赫尔曼跟这两位先生很熟。他们实际上是朋友。现在不再是了。”
“但大家总是说，他去科西嘉拜访生意上的朋友了。”我说。
一个妓女，金发大嘴，已是第三次从我们身旁走过了。她望着我们，嫣然一笑，耸耸肩，继续逛下去。
“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那么，这两个人想要赫尔曼干什么？”
“据他们说，这一约会早就计划好了。他们想请求赫尔曼，中止科德集团的围困，重新给他们和他们的产品一个机会。他们呼吁，正如他们说的，呼吁他发挥作用……”
“您跟这两个人交谈过？”
“详详细细地谈过，”迪尔曼说，“在巴黎。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讲的。当赫尔曼对他们讲，他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时，他们变得……嗯……粗暴起来。”
“在多大程度上？”
迪尔曼说：“正如我们还不熟悉的那位在‘法兰克福宫’奚落赫尔曼的银行家一样，克莱蒙和阿贝尔也知道基尔伍德以科德集团的名义跟赫尔曼从事的金融活动。他们……那好吧：他们威胁，如果赫尔曼不公平地欺骗他们，宁可忍受跟他的科德公司的合作伙伴的冲突，就要将这一金融行为公之于众。他毕竟是个自由，用不着对基尔伍德言听计从。”
“他拒绝了？”
“流着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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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泪横流，这是克莱蒙和阿贝尔讲的。据说他大受震动。他说，正好相反，他处于压力之下，必须做基尔伍德要求他做的——一切，一切——因此他不能帮克莱蒙和阿贝尔。”
“等一等，”我说，“如果赫尔曼现在死去了，那对于克莱蒙和阿贝尔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赫尔曼银行、赫尔曼的继承人和科德公司的人还有可能继续推行迄今的政策或者还是在那么做。”
“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做。”加斯东·迪尔曼说，望着那个金发女郎的背影，“一种痛苦，如此年轻，如此漂亮，如此健康，如此鲜嫩。十年后她就被吸空了：三十法郎就能弄到手，或生病，或死去。”
“您是位浪漫主义者。”我说。
他讲：“不，我不是。我只想让人类幸福，所有的人。如果我能够，我将帮助所有不幸的人。”
“您至少在帮助几位吧？”
他沉默，然后他转过头，点了点。
“尽我所能。”他低声说。
“那您可真是干错了职业，迪尔曼先生！”
“是的，”他说，“不是吗？”他重复道，“到目前为止，科德公司这帮人没做什么针对克莱蒙、阿贝尔和他们的工厂的事。赫尔曼银行和它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旧的刁难停止了。”
“每个人都一定会这么看，好像克莱蒙和阿贝尔现在能喘口气，是因为他们下决心除掉了不听话的赫尔曼。”
“看上去想必是这样，对，”迪尔曼说，“可实际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代表国家的，卢卡斯先生。如果他们做了此事，那您立即就可以指控法国政府犯了谋杀罪。”
“有人受政府的委托被干掉，这种事已有先例。”
“肯定。”迪尔曼说。
“总之，最高的部门选定了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就是您，来尽可能保密地解决此事。我们大家都得按您要求我们的去做。是这样吧。”
“正是这样，卢卡斯先生。正如我讲过的，泰奈多斯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您知道，自从我接手此案，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人写的文章里的一处地方，我对此人尤为敬重。他是个德国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李希敦贝格。”
“那地方怎么说？”我问。
他说：“它说：‘大雨倾盆，所有的猪都进去，所有的人都变得肮脏。’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是我遭遇到的最大的暴雨。”
27
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坐在昂热拉身旁。我们在半夜看完电视后关掉了电视机，喝着“人头马”。我把我经历的一切都讲给昂热拉听了。
“是的，”她说，“我认识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我到过‘岩石乐园’几回，跟朋友们一道。”
“你怎么认为？”我问，“迪尔曼说的是真话吗？”
“我跟他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几乎没讲过话。”昂热拉说，“但是他给人一种非常诚实的印象。我不相信这人会撒谎，即使他想撒谎。”
“我也这么想”，我说，“那我就又回到从前了。我没有前进一步。”
“那位来自波恩的缉税官克斯勒，那位……”
“克斯勒？他也没有。在征得迪尔曼的允许后，我给他和鲁瑟尔打了电话，告诉他克莱蒙和阿贝尔的事。鲁瑟尔对巴黎来的管束仍然怒气冲冲。克斯勒平静多了，跟你一样，他说，他相信迪尔曼讲的。”
“你瞧，”她抚摸着我的头发，“长时间没洗过了。”
“明天上午我去理发店。”
（）
“我为你洗头发！”
“你疯了！”
“为什么？”
“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给我洗过头发。”
“你有过的那些女人一定都很可笑。我为你洗头发，或者你感到不自在？”
“当然不会，昂热拉。”我说，“这个该死的案子。我没有进展，没有卡琳的消息。另外，汇给她一千五百马克毕竟是错了。我的律师还是对了。”
她沉默，俯视着城市。
“你不觉得吗？”
“我对此想过很久，”昂热拉说，“在这位德赖尔夫人给我送来她的信之后。”
“怎么样？”
“我认为，那不是你的错。”
“我现在将立即停止支付。”
“是啊，这样最简单了，”昂热拉说，“可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怎么了？”
“信上表明，她爱你，罗伯特，还在爱着，尽管有这一切。”
“她……无稽之谈！卡琳多年来就不再爱我了！这封信表明她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再无别的！”
“随你怎么说吧。也许她直到现在失去了你才意识到她爱你。或者需要你。人们爱他所需要的人。处于她那种处境，没有什么手段是太卑鄙而不能使用的。”
“你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我强烈地说，“绝不会！你难道想说，你也干得出这种下流的事？”
“我可以想象得到。”她说。
“昂热拉！”
“嗯，”她平静地说，“为此，我想不应该怨怨相报。你现在一停止汇钱，你妻子就更气。她知道你想离婚。如果你现在这样反应的话，她更会不同意。相反，如果你继续汇钱——我从她的角度想——那么她必然会想：他对我规规矩矩，那两个人一定是真心相爱，不然我的信就会有成效。我失去了罗伯特。但那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仇恨。咱们还有机会，平心静气、客客气气地分手吧，他会永远照顾我。他现在证明了这一点，我给他自由。”
“你才会这么想，昂热拉！”我叫道，“你！”
“对，我。”
“可你不是卡琳！卡琳不像你这么想，我了解她！”
“那就因为迷信继续给她钱。如果停止给钱，我就会感到自己非常恶劣。”
“是的，”我低声说，“我也觉得，但确实只是因为迷信。”
“你看！”她叫起来，吻我的脸，“那么，你继续汇一千五百马克了？”
我点头。
“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出于其它什么原因，”昂热拉说，“只有这样才行，相信我。哎呀，罗伯特……”她贴到我身上，一只手摸到衬衫底下，抚摸我的胸部，把玩着那根小项链和金币，金币上面有我们的星相。“我做了一件事……但愿你不发火……”
“我怎么会对你做的事发火？”
（）
“我的理发师打来了电话，”昂热拉说，“她已经认识我很久了。那回是她带我去见那位算命女人的。我向你讲过她，那位大名鼎鼎的圣拉斐尔。这回我向她讲了我们的爱情——请原谅！——她对她的算命女人们笃信不疑。她又有了一位，贝尼斯夫人。她从安提伯斯过来，一周一次。她在卡诺特林阴大道上的‘奥地利旅馆’接待。我的理发师说，她神极了。你笑？”
“不，亲爱的。”我说。我更想哭，这下我们落到算命女手里了。
“您愿跟我去见贝尼斯夫人吗，罗伯特？”
“为什么不？”
“她明天来戛纳。我可以跟她约在明天下午什么时候吗？”
“当然。”我说。
她拥抱我。
“谢谢，”她说，“罗伯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这么想。但在我们这样的处境得抓住每一根稻草，渴望听好话，听给人希望的话，对不对？”
“对。”我说。
“现在来吧，洗头发？”昂热拉叫道。现在是凌晨三点。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客厅，指给我看已腾空的一只壁橱。她把我的箱子里的所有东西，两套西服、轻便衬衫和裤子、内衣和鞋爱意绵绵地放在里面。“这是你放在这里的第一批东西。谢天谢地房子够用。我的计划已经够了：你能单独得到一个漂亮的房间。你的东西放在这个橱柜里。”
那是一个带推门的壁橱，非常大，两套西服和一点换洗衣服在里面显得孤零零的。
“地方够了，肯定够了。”我说。她继续把我拉进我还没见过的第二个浴室。它不大，但布置得很舒适。“今天下午我去了安提伯斯路为你买了这个小壁柜，自己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