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给钻石伊尔德钱，那你们就有麻烦。在许多国家。非常不舒服的麻烦。那是谋杀，这是肯定的。你们不能证明是自杀，问题不在于一位无能的职员。问题在于那恰恰不是自杀。那好，付钱吧——随便！”
“胡说八道！”古斯塔夫说，但他不再看着我，而是盯着他的肮脏的手指甲。“环球保险公司不受任何人要挟。”
“不，但是你们付钱，中止调查，突如其来地中止了。就我所知。他们在所有类似的案子里，几年几十年地拒绝付钱，总是想出新花招，总是找靠不住的新借口。”
“我对你讲，没有人对环球保险公司施加过压力！”
“不，当然没有，”我说，“只不过是环球保险公司太高尚了。它不想染指如此肮脏的事。它不等案子澄清就付钱。它还从没这么做过，但这回它做了。”
“我们认为这案子已澄清了。是谋杀。”
“可是你曾经坚信那是自杀。你还记得吗，你是从尿中感觉到的？”
“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搞错；第二，如果我派个饭桶去，我的感觉就再也帮不了我。一千五百万——白扔了。”他看上去像要哭的样子。当公司要付钱时，他总是这副神情。“我一定是发疯了，竟然还保护过你。他们竟然付你退休金而不是因渎职行为干脆开除你。我还得听牢骚，这就是感谢。那好。那好。我反正早就知道，你是个混蛋。”
“只不过你十九年之久都没觉察到，是吗？那对你可真是地狱啊。”
“事实上也是。”他说，“我很高兴就此结束了。快滚吧，我不想再见到你。如果我想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你的。”
“你设想一下”，我说，“我也同样如此。”董事会里的那帮人一定给他好好地洗了脑，我想。我感到如此轻松愉快，好久没有过了。我的计划在实现，我的计划快要实现了！“你别劳神，你坐着吧，古斯塔夫。”我站起身，“把你的手放在雪茄上吧。我才不跟你握手呢，过一种敬神的生活吧，古斯塔夫，你这环球保险公司的头号摇旗呐喊者。”
他一口痰吐在地毯上。
“你见鬼去吧。”他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死去。你别费心来这里乞讨。在我眼里你已经死了。上帝呀，永远不必再见到你的嘴脸，我会多么轻松啊。”
“彼此彼此，古斯塔夫。”我说，“我的东西请最迟今晚送到‘洲际酒店’，明白吗？因为还有工作法庭。”
“这我现在才不管你呢，你这小混球！”古斯塔夫说，“在你的所作所为之后——更别说顾问医生了。那时我还帮过你，我这傻瓜。我总是忍不住做好事，见鬼。我不做不行。”
“是啊，这真是见鬼了。”我说。
“我跟贝茨大夫谈过。”他说，“他认为，不久就得截去你的整条腿。你已经知道何时截肢了吗？”
我转过身，跨过一块大地毯，走向办公室的门。我大步流星，我的脚真的一点不疼。我的心跳加剧，因为我的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现在有了。那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从古斯塔夫那儿得知的。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洒落。杜塞尔多夫今天很热。我来到门口，打开它，往外走，来到前室。我随手关上门。古斯塔夫再没讲一句话，我也没有。这就是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的结局，为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财产。如果好好想一想，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完全合法的结局。在我们生存的社会制度里，如果你被剥削殆尽、累坏了，他们想摆脱你，决不会往你身上浇巧克力。哎呀，不，不会再浇巧克力的。
八
38
“你现在准备怎么做？”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博士问。现在是同一天的十七点。冯塔纳的狭长、光滑的脸跟平时一样，一点也不透露出他的内心活动。他用一只手捋捋朝后梳的、像铁丝似的棕色头发。我把我跟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了。“我飞回戛纳，”我说，“明天就回去。一旦我拿到了环球保险公司的书面通知。”
他注视我良久。
“什么事？”
“罗伯特，”他说，“正如博歇特所估计的，法庭拒绝了咱们的离婚申请。自然而然。我当时就担心过。你真是可怜。”
“噢，不。”我说。
“噢，是的，”他说，“你现在只拿到你的工资的一部分。你有病，这是你自己讲的。未来将带给你的是……不妙。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但作为律师我不得不谴责你，你不听我的建议还让汇钱给你的妻子……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她的律师通过电话，他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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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到此为止了。”我说。
他摇摇头。
“不，并未到此为止！你做了一种本该由法庭做的类似自我评估的行为。你要是还记得的话，我曾想将你妻子赶上法庭。现在你主动给她一千五，支付房租和保险。由于你的收入下降了，我将试着向法庭要求让你付得少于你至今主动付的。但愿我能成。我已经说过，你做了一种自我评估。它对你妻子不想离婚的影响不是不重要。”他剔着烟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迫切建议这么做，罗伯特？”
“因为迷信。她也赞成。”
“她？原来如此。不。”冯塔纳低声说，“我不相信迷信一说。你这么做。因为你是个正派人——这个女人也是。你们不能忍受那个想法，卡琳……”
“你别说了。”我说。
“如果你不照律师说的去做，那你请他做什么？”冯塔纳问，“冷静，我是你的朋友，仍然是你的朋友。只是我这下几乎帮不上忙了。三年期满后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未知数。”
“我们无所谓，昂热拉和我。我们全不在乎。”我说。“我们不分离，不管怎样。”
“她这么讲的吗？”冯塔纳问，磕空烟斗，又重新装上。
“对。”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罗伯特。”
“跟你的一样了不起。”我说。
冯塔纳又点燃烟叶。
“我将试着压低卡琳的生活费。我能不能成，那是另一回事。日期确定后，你有可能得在这里出庭。法官想见见双方。我的计划被你毁了。卡琳真的绝不会申请离婚。”
“你知道，我另有一个计划。”我说，“可我不能讲。”
“我不生你的气，只是为你难过。”
“你不必这样。开心起来，我也开心。”我说，“我的前程只会辉煌。”
“喏！”他说。
“就是！只会辉煌。”我说。
一位女秘书拿来这期间寄至“洲际酒店”并取到这里的邮件，装在一个尼龙袋子里。有相当多的邮件。我计划去酒店里说一声，让他们把我的所有信都转寄到昂热拉的地址。
“哎呀，还有点事，”我说，“我在戛纳需要一位公证员。你在那儿偶然认识一位好的、可靠的吗？”
“我想，我确实认识一位。等一等……”冯塔纳在一本大地址簿里寻找，然后他报给我戛纳那位公证员的姓名和地址。我终于向冯塔纳告别了。当他陪我走向事务所门口时，他一再摇着我的手。
“咱们何时再见面？”他问。
“喏，当我必须出庭的时候。”
“我不是问这个。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再见……真正的再见，在我家里，跟我妻子，还有你的情人。”我黯然不语。
“这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了。”
“绝对可能。”我说，“这是怎么了，保尔？我们肯定会来拜访你们。”我说，心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不，绝不会。现在一切都最终一刀两断了。这里再也没有什么阻碍我，没有通回德国的道路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冯塔纳送我到电梯门。他还从没这么做过。等候厅里坐着两位当事人。
“幸福，”他说，“我祝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只有极少数人拥抱它。大多数人堕落了。如果你堕落了，那对我就太可怕了。”
“我不会的。”我说。
电梯在｜乳色玻璃后面出现了。我打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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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如意。”冯塔纳以奇怪的沙哑声音说，“现在你进去吧！”
我钻进电梯，又看了冯塔纳一会儿。他高大、精瘦，总是那么镇静。他的脸在抽动。然后电梯门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下去。我再也没见到保尔·冯塔纳。
39
我在杜塞尔多夫的街上走了老长一段。我仔细地打量一切，像一位游客，好像我还从没见过那些教堂、银行、博物馆、酒店、戏院、公园、国王大街上的大商店、高架路和车流似的。我观看这一切，听到带莱茵口音的声音，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和听到这一切。不，永远不再，因为我不会来参加有关生活费的谈判。我现在有完全不一样的计划。这天下午，我就这样告别了杜塞尔多夫。
我累了，坐出租车返回酒店。我告诉一个门卫，明天我想搬出去，需要一家搬运公司，把我放在套房里的一切收拾好、运过去。门卫保证，到明天上午想办法找到这么一家公司。我把昂热拉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把我的所有邮件都转寄到那儿。
“很好，卢卡斯先生。您又得离开我们了，真令我遗憾。”
我上楼回到我的套房里，坐到客厅里的大窗户旁，观看了一会儿洛豪森机场上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这个夏天的傍晚夜色来得很晚。我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块和苏打水，然后我边喝边一封封拆看我的邮件。其中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我把它们一一撕碎了，因为我现在正要步入一种崭新的生活，一封也不打算回复。我看到了银行通知。在我取出了八万之后，户头上只剩下很少的钱了，但很快就会多起来，多得不管法庭判给卡琳多少，都足够给她。
门卫打来电话。厅里有一位送信的，拿着一只大信封。“请您让他上来。”我说。那个年轻人来了，我给了他小费，然后拆开信封。那是环球保险公司的退休合同书。它感谢我多年来忠诚和献身的贡献，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状况好转，问我今后将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资一样汇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对，将像至今那样汇钱。我不想再对环球保险公司讲什么。
于是我将信一封封撕碎，没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须回复的。我突然觉得，我在德国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纳，是啊，在那里我还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国呢？啥事没有。最后，我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手工纸做的卡片。某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人宣布他结婚了。那是一则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启事。我盯视它良久，然后拿起电话听筒，要求跟戛纳通话。
昂热拉马上就来接了。
“罗伯特！你好吗？”
“好极了。”
“你喝酒了，罗伯特。”
“对。”我说，“我还要喝更多。这里一切都顺利，我是高兴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边吗？”
“我的公司那边，对。”
“你查出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费力地说，“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们特别夸奖我……夸奖……怎么说来着？”
“请你别喝这么多，罗伯特。”
“只是因为高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画。”昂热拉说。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爱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