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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平台。那许多的花有一部分被雨打落了。我越过栏杆往下看，昂热拉曾经想跳下去。房子的位置确实很高，我看到底下的水泥地面。如果从这儿跳下去，必摔死无疑。
我走回屋内。我听到电视机里在播新闻，但没听明白。我关掉了所有的电视机和所有的灯，只留下写字台上的灯，然后我写下了这几行。黎贝勒一刻钟后就会来。我要将我的报告的最后几页放整齐，好让他很快就发现手稿。我相信，我写下了所有重要的内容。现在我要走回到平台上去。栏杆潮湿得发亮，但是很容易跃过它。一切肯定非常快。
代替宣誓
我，具结人，在此声明，今天，星期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昨夜自杀辞世的德国籍公民罗伯特·卢卡斯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到我的事务所找我。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布图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租一只保险箱，钥匙由我们俩保管。死者将两只信封放在这只保险箱里。他告诉我，一只信封里装着照片，另一只信封里是一盒磁带。我既没看过磁带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罗伯特·卢卡斯要求我，在他暴死的情况下或者在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暴死的情况下，将两只信封拿到苏黎世，将其内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国际新闻界的代表们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公布。
在对他的谋杀失败之后，罗伯特·卢卡斯想到一个主意，就他的经历写一份报告。我的女秘书每天晚上去布洛赛医院取他速记写满的这些纸页，用打字机打出来。次日我再将它们送到巴黎的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到罗伯特·卢卡斯死后我才想起也读一读这份报告。我在此声明，其中一部分是有意的纯想象——大概是为了复仇、敲诈或隐瞒自己罪行的目的——尤其是一种病态的情感混乱的产品。我从没跟罗伯特·卢卡斯谈起过伊尔德·赫尔曼夫人，也从没给这位夫人打过电话。我纯属偶然地在布洛赛医院里遇到她一回，当我在第一个允许探访日去见罗伯特·卢卡斯并请求新的指示时。因此，如果认为在赫尔曼夫人和我之间或者其他人和我之间存在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或协议的话，这是不真实的。任何人持此观点，我都将诉诸法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赫尔曼夫人的那笔三十万新法郎，正如罗伯特·卢卡斯在他的报告里所写的。我不清楚赫尔曼夫人的一份“招供”。类似的东西在巴黎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也从没放过。
刑警今天在“棕榈海滩”赌场里听从法官的决定，让人打开了属于黛尔菲娅夫人的十三号保险箱，在场的有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督察、法国外交部的加斯东·迪尔曼和预审法官盖拉德·帕尼塞。保险箱里除了钱和死者的首饰，也有一只封上的信封。它在预审法官的指示下被打开了。信封里有苏黎世的瑞士水星银行的一个账号的表格，上面存有一千七百八拾万零伍百瑞士法郎。正如预料到的那样，瑞士的水星银行的行长坚决拒绝公开这个账户主人的名字，当然更不会讲，这笔钱是以何种方式如何进到这个户头上的。
罗伯特·卢卡斯在他自杀前不久还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黛尔菲娅夫人的房子里取最后数页的报告，我也照做了。次日，我让人迅速誊清了这几页，拿着它们去了巴黎国家银行，打开保险箱，取出其中的所有内容，严格按照逝者委托我的去执行。他请求过，在黛尔菲娅夫人死后不要立即打开保险箱，而是等他写完。罗伯特一定是把上面提到的两个信封——不管它们有什么内容——在不知什么时候，在谋杀他之前或者在他从布洛赛医院出院之后，从钢格里取了出去，因为它们已不在那里了。保险箱里只有现在的这部手稿。
公证员查尔斯·泰贝勒于戛纳
本小说情节的发生地点主要是在戛纳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包括酒店、游艇、赌场、商店、饭店和其它许多地方，以及一群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可爱的人。这些人口头同意我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另外，我的小说里还有另一组人，他们跟整个情节一样，都是自由虚构的。任何跟真实事件和机构的相似都纯属巧合，尤其是货币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操纵和跨国公司，或者这第二组人中的人物，不管他们在世与否。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