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以前确实太享福了，每天专车接送，偶尔骑车上学别人都看着不习惯了。靠，我这算不算是贪图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蜕变”于无产阶级行列啊。
保安道：“你小子每天坐的是宝马，可比校长还威风着呢。听说你小子这回又上报了，什么时候当上学生会主席，可要记得请我客啊。”
我回道：“一定，一定。”
心想，这肯定又是二当家他们在替我胡吹，说什么我这样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优秀人士不当学生会主席，那就是没天理了。这话虽然我爱听，可落在地中海耳中就不会怎么顺耳了，没准还会给我穿小鞋，这几个家伙这不是给我添乱嘛。
看来我在学校我人气还挺不错的，停好车子到教室的路上，就有好几个同学向我打招呼，还问我怎么加入基金会，也有问怎么打工赚生活费的，我都一一答应，表示热烈欢迎。
进了教室，二当家他们也很是兴奋，昨天我们基金会的事上了报之后，一下子就又新吸收了好几十名同学入会，现在加入我们基金会的同学已有二百多，其中一百名是A级会员，也就是“义工”光出力不拿报酬的；另外一百多是B级会员，是打算来“打工”的。我们基金会虽然还没开张，在学校就已经是有些名气的社团组织了。
不过我不大喜欢社团这个词，据说现在香港台湾的黑社会现在也都改叫“社团”了，我们这里的则叫“公司”看来黑社会也都紧跟形势，也都“与时俱进”、“既往开来”啊。对于这二个词我也挺烦的，都被人用烂了，地中海每次作报告时都会用上二三次。没想到，接下来二当家给我来了一句更经典的台词：“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叶子新同学为核心的董事会周围，开创有三叶草特色的公益基金事业。”
靠，我差点把林诗怡给我喝的牛奶给吐出来了。
我道：“你小子拍马屁的功夫可是见长啊，这么肉麻的话都说得出口。”
二当家笑道：“哪里哪里，比起老大泡妞时的肉麻话，我这还是小巫见大巫呢。”
靠，还说。
玩笑了一阵，我问林诗怡和二当家，“业务”联系得怎么样了。二当家还一本正经地拿出一本工作笔记，汇报起工作来。我们班和11班都是花钱买进来的“扩招班”家里都有些钱势，在充分调动各自的社会关系之后，落实了不少客户群体。林诗怡搞定了她老爸“林氏集团”下属大大小小的酒店、歌厅，今年的圣诞树、挂饰就都交给我们做，如果我们这次做好的话，以后逢年过节的生意都可以让我们做的。至于价钱、数量也都由林诗怡说了算，花一点钱能哄宝贝女儿开心，林总认为也是值得的，反正这东西每年也是要用，乐得卖个人情。
其他同学虽然没有林诗怡这么大的“单子”但加起来也不少。有的同学想得更远，等到过春节时，每家公司、企业、单位都是要分“年货”的，象什么水果啊，金龙鱼什么的，那可都是满车满车的发的，要是把这生意也弄过来的话，那可就是一笔大生意了。看来人民币的力量是无穷的啊，第一桶金还在空中，就已经在想着以后挖金矿的美事了。不过我喜欢，只要是能赚钱的生意我都想做，当然前提是要合法，我可没想过要卖白粉。反正等过年时我们也都放假了，有的是时间。做年货生意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本来我打算等这回赚上一点钱，我也要给养老院的孤寡老人以及特困家庭送点年货，现在还可了省去专门进货的麻烦。以前都是民政局什么的给我们“送温暖”现在该是我有所回报社会的时候了。当然了，送年货就送年货，我是不会带着一大帮记者、街道主任们一起去的。
除了同学们拉关系弄来的客户之外，更让我惊喜的是我们居然接到了几份国外的订单。同学们的客户毕竟是靠关系拉来的，可能会有人情面子上的考虑，今年是让我们做成了生意，以后可就未必一定再和我们做的。而国外的客户就不一样了，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以后就是长期业务关系了。
这几份国外的单子都是通过网上过来的。我们的网站由几位电脑高手做好之后，申请了域名，然后就放在了九星公司的服务器上，日常的维护也由九星公司代为保管，甚至还在九星公司的主页上专门作了链接。九星公司的业务范围很广，每天都有很高的访问量，有些客户就在进入九星公司网站时，“顺路”进了我们的网站。我们在公司介绍中特别地介绍我们的三叶草公司是一个由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学生开办的新公司，开办公司的性质不为谋私利，而是要回报社会，并可以给学生们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
看来老外对我们开办公司的初衷很有兴趣，有一家公司在给我们的订单中还特意说，他们之所以给我们下订单，除了是对九星公司以往良好商业信用的信任，相信我们作为九星公司的“合作伙伴”有能力完成订单之外，也想通过订单，对我们有志从事公益兹善事业的支持。老外对于我们还是中学生倒没怎么在意，在国外中学生开公司，勤工俭学也是很平常的事。老外希望通过这次的合作，可以为我们的慈善事来出一分力，并在以后建立良好的长期关系。
这是一家以色列的公司，我道：“我喜欢和犹太人做生意。”
林诗怡看我一眼，道：“为什么，犹太人很精明的，你看他的报价这么低，数量又少，还要空运，赚的钱恐怕还不如我爸爸一家酒店的订单多呢。”
二当家也道：“就是，老二，你没看过《威尼斯商人》吗，和他们做生意，弄不好要赔。”
我道：“呸，你这个乌鸦嘴。生意归生意，我喜欢犹太人这个民族。”
二当家问：“为什么？”
我道：“因为他们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民族，而且是不论多困难，多久，一定要报仇。”
二当家道：“他们要报仇，巴勒斯坦人还要报仇呢，你一向同情弱者的同情心跑哪去了。”
我道：“这东西不是我们说得清的，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于纳粹的事。那你就不能不佩服他们恩怨分明、坚持不懈的精神了。二战结束之后，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纳粹残余的追杀，抓到一个杀一个，五十多年了一直都没停止过，全世界都震惊他们报仇的决心和耐心。但他们对我们中国却始终是感恩报德的，不管我们的政府对他们是怎么样政策，他们都对二战时拯救了数万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的上海的大恩感激不已。听说在以色列还专门有一个纪念碑，记载着我们上辈对他们的恩情。”
这是我在上海时，跟着张宁陪一个以色列客户说起来的话题，还真让我有些感触良深。
再想想我们的某些国人，日本侵华的罪行还历历在目，他们却好象就已经忘了这段历史，有人甚至把日本的军旗穿在身上，真不知道这算是无知还是无耻。以色列有个报恩的纪念碑，任人吊念；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却要拿来卖门票，不敢想象，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居然会要人民掏钱买教育。真不知这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创收”之举，用不着借口什么经费紧张，你少加一点点薪的话，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全可以免费开放了。
二当家道：“说起来犹太人还真够命苦的，现在他们可是强大了，多少阿拉伯国家也奈他们不得。”
我道：“所以我对以色列一向都是很佩服的，看人家现在的武器多先进，连美国佬也未必比得上他们，以后说不定我还要和他们做军火生意呢。”
林诗怡笑道：“你说着说着就没边了，你还想做什么生意。”
我道：“我还要做人口贩子，小心我把你卖到以色列去。”
林诗怡道：“你敢。”
我对二当家道：“你告诉大家，我们公司以后坚决不做日本人的生意。妈妈的，和以色列比起来，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东西。”
林诗怡想起田恬在日本料理被欺负的事，也道：“对，日本人最计厌了，都是大男子主义的沙猪。”
二当家道：“明白，老大可是和日本人结仇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替田螺姑娘出出那口气啊，”
靠，被这小子这么一说，我倒象是为了田恬的事和日本人争风斗醋一般了，气得我在二当家头上拍了一下以示惩戒。
这回我们说了这么久，张三丰居然没有对我们冷嘲热讽，倒也是难得。他老子居然会对我创办基金会表示支持，恐怕很出乎这小子的意料吧，凭他那个猪脑，要想弄明白其中的奥妙也要费一番脑筋的。这种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张市长也未必会对他明说，没准还要他不许给我找麻烦呢。我看这小子时不时向我们这边看一眼，一肚子气没处出的样子就有些好笑。
附言：看来我的读者中也有不少公务员，认为我对公务员的偏见太深，在此稍作一些回复。
对于官员的腐败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在文中还没有对官场上的种种黑暗作太多的描写，已有的也仅仅是表面的泛泛而谈，应该还谈不上太多的偏见。现在时不时就有省部级官员下台、入狱，就可以想见情况有多严重，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急着要“杀一敬百”但效果似乎不怎么理想，仍然是“前腐后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务员都是腐败分子，也就象并不是所有开宝马车的就一定会去撞死农妇，而且可以保外就医免受牢狱之苦；但换一个角度考虑，能开宝马车的肯定是有钱或有后台，当官的不一定就会腐败，但腐败的肯定会是当官的，不然没这条件啊。
关于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和前一个问题相比，这才是谈论最多的话题。
收入是有地区差异的，你不能用西部贫困地区的收入去和深圳比。和我交流的朋友不少，其间的收入差异也很大，如同样是在税务局工作的，有的年收入三万五，有的年收入居然只有一万出头，都根本没法和我们这里财税系统的收入相提并论。我所在的城市是东部沿海城市，年人均收入历年都是排在全前前几名的，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14000左右，地税系统的平均收入8万出头，相差5倍多。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和财税打的交道比较多，对于他们的收入情况还是清楚的，绝没有故意夸大的成份。其他部门的公务员收入虽然稍低些，但就算是最差的乡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年收入也都在3万以上的，有一官半职的当然就就更不必说了。这些数据是我们这些当会计的开会时互相了解而得来，并不是官方数据，可能有误差，但不会太离谱，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经我们这些会计的手，这些数字还不至于弄错吧。
当然，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的公务员也不必伤心，请与你身边的人比，尤其是下岗职工想比，你的心理可能就会平衡些。我相信，就算在你们当地，你们的工资也肯定在社会平均工资之上的，更何况你们至少还有个双休日吧，只要不出大的错，也没有下岗之虞，时不时地还能加个薪，将来还会有带薪休假在向你们招手。你去问问那些在私营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待遇？如果和农民比起来，你们简直就象是生活在天堂里了。
这个话题如果聊起来，是可以说上很久的，因为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