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
东汉顺帝
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
比起秦暴君的焚书坑儒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汉帝国在言论自由和探讨公共事务的自由度上，却已经是大大落后了。
这是跪着的年代，言论自由，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大多数时候，那几乎是要付出肉体和精神被摧残、被毁灭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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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6年，帝国朝廷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正在上演。
大将军梁冀的地位炙手可热，他极力要控制废立皇帝的局面。145年，梁冀就不顾太尉李固的反对，立了八岁的刘缵为皇帝，以为好操控。谁知这个少年皇帝虽然缺乏大智慧，却聪明异常，竟当着朝臣的面，注视着梁冀说：“你是跋扈将军。”梁冀担心皇帝的聪慧将产生后患，叫左右进献了鸩毒。少年皇帝痛苦不堪，派人把李固也召来了。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皇帝说：“我吃了饼，现在腹中胀痛得很，找到水来还可以活命。”当时梁冀在侧，竟然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音未落，皇帝已经死了。
李固身处权力旋涡中，是那个年代国家的良知，是那个年代正直勇敢的发言人。早在133年，李固就与经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一道被荐举到朝廷。在对策中，李固名列第一，被拜为议郎。李固的对策主张斥退宋阿母（顺帝｜乳母），罢退一些宦官。顺帝看后，多有所采纳。但是宋阿母身边的一些阉奴，嫉恨李固的言论太直，就捏造罪名来陷害李固，多亏那时的大将军梁商和仆射黄琼的庇护，李固才得以免去一灾。
当146年这桩政治谋杀完成后，梁大将军又要立自己中意的刘志为皇帝，因为他的妹妹就要嫁给刘志了。李固、杜乔等人想立刘蒜，李固还写信给梁冀：“国家立帝，没有不访问公卿，广泛征求意见的，务必要上应天心，下合民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讨论国家元首大位属于谁的会议在第二天继续进行，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害怕，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唯有李固、杜乔坚持意见，不为所动。梁冀气急败坏，大声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是会后的权力运作和密谋，路障必须清除，钉子必须拔掉。梁冀会后找到太后，先罢免了李固的官。刘志也就顺利“当选”为汉帝国的皇帝了。
一年以后，刘文几个人又想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就借机诬陷李固与刘文等人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监狱。杜乔也被梁冀派出的骑兵逮捕入狱。
当李固、杜乔沦落于权臣之手时，汉帝国的民气并未凋零——
李固的门生们带着枷锁上书，为李固鸣冤。赵承等数十人也愿意带着刑具到朝廷申诉，太后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赵承等人被放出牢狱，京师的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种民意令梁冀大感震惊与恐惧，他害怕李固的道德和声望对自己有大害，于是再一次在君主那里力奏前事，肯定是上了一堆不肯帮助刘志登基的“眼药”，最终，朝廷下了杀手，杀害了李固。
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也被逮捕，都死在了狱中。他的小儿子李燮逃亡。但梁冀还不解恨，命令把李固的尸体暴露于交通要道上，有敢接近的人就治以重罪。但是帝国的专制恐怖并未阻断民众的勇气。年轻的汝南人郭亮，游学到洛阳，他向朝廷上书，请求为李固收尸。朝廷不许，郭亮就到李固尸体旁哭泣，陈词于前，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斥他说：“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让君主觉得安全，而无端兴事。你是什么书呆子，竟敢公然违背诏书，想以身试法不成？”郭亮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怎么能用死亡来吓住我呢？”亭长叹息说：“生活在不能安全保命的世界里，天高不敢不弯腰，地厚不敢不累足。耳目也许可以视听，嘴却不可以妄言。”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没有杀郭亮。南阳人董班也前往哭李固，要与尸体共存亡。太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听任董班把李固的尸体收敛归葬。
曾经有位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他做到平原令的时候，感觉朝廷黑暗，阉奴横行，不愿屈身事权，于是借口身体虚弱，回家养猪去了。这个人就是杜乔的门生、陈留人杨匡。当他听说杜乔死亡的消息，号泣着星夜兼程赶到洛阳，假装是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长达十二日，终于被官员捉拿。梁太后觉得此人义气而不加罪于他。杨匡于是带着刑具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公的骸骨，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均见《后汉书》）
梁冀权势炙人，夫妇俩比赛看谁更奢侈腐败，居然“对街起宅，备极奢靡，金银珠宝，异国珍奇，充斥仓库”，国家的将士在为开拓疆土而浴血奋战，梁大将军却把从大宛弄来的汗血宝马作为自己的玩物。又广开园圃，多拓林苑，还开了个兔苑遍布数十里，曾经有个西域来的生意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牵连致死者多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他的园子里打猎，梁冀知道了，逮捕宾客，杀了三十余人。同时还把无辜的百姓抓去作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号称是“自卖人”。
159年，飞扬跋扈的梁冀先生好运到头。汉桓帝与宦官们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冀的府宅，梁冀夫妇自杀。第二年，朝廷寻访李固后裔。李固的小儿子李燮改名换姓，逃亡十余年，终于能够回到家中与姐姐李文姬相见。请想象这一家人因为正直和言论付出的代价，请想象姐弟相见时的泪雨纷纷。姐姐告诫弟弟：“幸而得到宽免，应该避免与人往来。谨慎些，不要对梁家说一句坏话，说梁家就会牵连到皇帝，大祸就来了！”
李文姬的话浓缩了一个家族的悲哀。这种因言致祸的恐惧越广泛，人们的勇气就越容易消亡，民族的性格就愈加猥琐。岁月的河流上，恐惧、创伤带给民族的记忆是深刻的。
153年，另一位中华民族的言论英雄刘陶先生以其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冀州长官朱穆因为反贪，得罪了阉奴赵忠。不仅被免了职，还被罚作工匠。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其鸣冤。想想这是何等浩大的声势，这是何等浩然的民气！数千知识分子不畏强权，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为正直的人呼吁呐喊。这个民族是老迈的吗？特立独行的精神被摧残干净了吗？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朱穆被赦免。
在大将军梁冀专权的时代，连年荒饥，灾异常见。刘陶上疏陈事，奏章中对皇帝进行了言辞尖锐的指斥：
“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章增加光彩，又忽略了高祖的勤劳，国家的利器随便授人，国家的权柄也委托旁人，致使群丑官员和执掌刑权的人，残害小民，遗祸华夏，暴虐遍布天下，所以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竟令虎豹在鹿场里做窝，豺狼在春天的苗圃内哺｜乳。这是古代仁君治理国家、爱惜百姓的方式吗？再有，现在的各级官员，上下贪财，这好比肥猪长蛇，蚕食天下，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穷的人成了饥寒之鬼；高门招致杀身之祸，富裕的家族蒙受反叛的罪名；死者在坟墓中含悲，生者在朝野内外哀伤。这正是愚臣之所以经常长叹的原因。秦朝将亡时，直言进谏的人被害，溜须拍马的人得到赏赐，好的言论，忠臣轻易不敢说，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谄媚者手中……那时的统治者，权力不能掌控也不知道，失去了威严也不管不顾。古今都是一样的，成败一个道理。希望陛下能远看强秦的衰亡，近察哀帝、平帝时的变乱，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这样措辞强硬的奏章，在此后多少年的历史中都极为少见，刘陶几乎预见到言论者的悲剧命运：“我敢在这讳莫如深的年代说这么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见日，必至消灭。我开始悲天下之可悲，现在天下也会悲我的愚蠢啊！”
这封书信送上后，皇帝并没有感悟，不予采纳。
155年，有人上书朝廷说百姓的贫困是因为“货轻钱薄”，请求改铸大钱。
皇帝把这个建议给百官和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上书说：“我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而在于老百姓的饥荒……我看见多年以来，蝗灾吞噬了良苗，纺织不能满足公私的需求，人间所急是早晚的粮食，所害怕的是国家的劳役不停，还谈得上钱货的厚薄？就算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但若百姓渴了没喝的，饿了没吃的，就算再圣明，也不能保证不祸起萧墙。因为百姓可以百年无货，却不可一朝有饥，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东西……我曾诵《诗经》，读到“鸿雁于野”的篇章，叙及百姓的劳苦，可怜之极，总是长叹。最近听到征夫饥劳之声，比这个鸿雁之歌更凄惨……我真怕最终役夫穷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国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时就算有方尺宽的钱，又怎能有救？这就像把犀牛一样大的鼎，挂在腐烂的木头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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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刘陶的上书，皇帝竟然不铸钱了。现代人尽可以说：刘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才这么说的，但是这篇奏章所显示的言论勇气和他的人文关怀却透过千年的黑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185年，在张角等人起事，国家局势混乱的时候，刘陶再次上书言事，称：国家的灾祸由宦官而起。
言论之船这回可在朝廷触礁了。阉奴们岂能容言论如此嚣张，于是，捏了“通贼”的罪名，把刘陶投入了监狱。在黄门北寺狱中，天天受到鞭打拷问的刘陶选择了自杀。四海之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悲痛。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历程
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
166年，一桩缉捕杀人罪案凶手的事件，点燃了帝国打压言论、迫害士大夫阶层的导火索。
帝国名士李膺时任河南尹，有一个名叫张成的人唆使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下属收捕他们。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张成获免，嫉恶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张成逮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