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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健江好不失望，他承认，是自己策略上出了问题，大失误。坦率讲，国际商城这个项目中，向健江是玩了心眼的，他知道开罪不起程副省长，也开罪不起省上其他领导，于是就放弃所有的原则，像模像样地走起他的唯上路线来。他原想，在这个过程中，苏晓敏一定会站出来，跟他据理相争。那就好了，他既可以利用苏晓敏的反对，最大可能地维护东江方面的利益，又能巧妙把责任推到苏晓敏身上。啥都想好了，就是没想到苏晓敏会完全服从于他。
她怎么能完全服从于他呢？
不应该啊！
光华路市场的搬迁仪式苏晓敏也参加了，两个月里，苏晓敏憔悴了不少，那张原本光滑红润的脸，除了变得粗糙，还多了几道皱纹。这两个月，她几乎是度日如年。中间她回去过一趟，瞿书杨一再说要她坚持，他跟杨妮正在想办法，但她等不来一点好消息。而坏消息天天有，陈志安不但骄横跋扈，把她和其他几位副市长不放在眼里，而且在有关光华路市场搬迁及几片居民区拆迁补偿中，狮子大开口，提出的补偿标准比原来拟定的翻出一番，向健江居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意了。苏晓敏算了一笔帐，单是这一笔损失，就高达五千万元。奇怪的是，省财政居然就按照东江方面提出的申请报告，一次性划拔了六千万元。
六千万元啊。
苏晓敏一想这个数字，心就发紧，她跟瞿书杨说：“我好怕，我们大张旗鼓招一次商，合同能签几十个亿，真正到位的资金，怕连一个亿也没，但有人大笔一挥，六千万就没了。”
“这六千万将来是要记到你头上的。”瞿书杨说。
“岂止一个六千万，照这么下去，怕是两个、三个六千万也不止。”长着娃娃脸的杨妮也忧心忡忡说。
苏晓敏原来是嫉恨着杨妮的，但这一刻，她非但嫉恨不起来，相反，她眼巴巴地盼着杨妮，她把希望寄托在杨妮舅舅郑副书记身上了。
遗憾的是，杨妮告诉她，她舅舅什么话也没说，杨妮如实地把发生在东江大地上的这件荒唐事告诉了舅舅，舅舅听得倒是认真，但听完就听完了，一句议论也不发。后来杨妮还追问过，因为这是瞿书杨交付给她的任务，杨妮必须完成。没想，舅舅没好气地训了她一句：“你是学生，目前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完成你的学业，政府的事，用得着你操心？！”
三个人面面相觑。
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就没人站出来制止呢？
等再次回到东江，苏晓敏就明白，她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妥协。当一个人面对一股巨大的力量时，除了妥协，你别无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反抗，但结局只有一个，你会被踢出局。
苏晓敏不想这么快就出局。
瞿书杨说过一句话，对她启发很大。
“既然他们都装哑巴，你也索性装哑巴吧，哑巴不是发不出声音，而是还没到发声的时候。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让你说话的！”
是的，她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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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实话，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触摸官员的心灵。世上最不可能的事，也是触摸官员的心灵。官员是天底下最最复杂的人，也是最最简单的人。说他复杂，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复杂，处在领导阶层的官员，一直是社会触目的焦点，百姓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又将所有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这就必然地要求他们具有多重性格。在正式场合，在镜头下，官员永远是严肃的，他们的脸上千篇一律地写着庄重，他们的身上总是充满正义。而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官员又极想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但某种文化在自己身上浸淫久了，自然而然地，就会留下烙印。官员更是如此，当他们在一种游戏规则下活动久了，他们就再也回不到自然状态，无论何种场合，本能地，都会流露出只有官员才有的那种气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官气，或者官派。官派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让一个人失掉了本我，而虚幻或者放大成另一种“非我”。这个“非我”既成为一种距离，让他跟庶民百姓有了鲜明的对照，又成为一种伪装，让他跟本真的自我发生脱节。这是官员外貌上的复杂。内心里，官员要遵从的东西太多，要屈服的东西也太多，这就让他们的心理在强大的重压下发生变形，扭曲或是变异。压抑和克制是所有官员必有的一种心态，伪装或藏头藏尾更是官员普遍具有的一种常态。抑制自我，归于大流，这是官员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选择，不这样选择，你就很难在那个圈子里生存下来。说官员简单，理由只有一个，官员也是人，有着人的七情六欲，有着人的喜怒哀乐，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渴望渲泻，渴望张扬。
我向来反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把官员妖魔化，或者无原则地丑化。而且我承认，中国的大批精英，就活跃在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场里，是他们帮我们治理着这个国家，也治理着这个社会。社会不可能无官，就跟不可能无民一样简单，官是相对于民存在的，官更是国家这个庞大机器的必需。正因为有了一大批精英式的官员，有了他们辛勤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按法制和文明的轨道，一步步地前进，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胸阔步，昂首向前。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中越来越多阴暗面的出现，越来越灰甚至见暗的描写，是有失偏颇的。它给读者一个误区，好像官场小说就是揭黑小说，就是鞭笞。
我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抛开世俗的官场写实，愤青式的激扬或批判，想以温暖的方式，进入到某个官员的心灵深处，跟他做一次彻夜的长谈。文学作品在关注这个时代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人，关注他们的心灵，这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官员做为人类中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或者他们的痛来自何处？除了对权力的迷恋与追逐外，他们内心还渴求着什么？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还存在着迷茫、伤感或是颓废，等等。当苏晓敏这位女市长第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时，我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的，她有女人的苦与乐，她有女人的欲与求。作为女人的欲求满足之后，她才是社会意义上的市长。苏晓敏漂亮，泼辣，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漂亮而且能干的女人，但她绝不是形而上的女强人，她普通，心中既有理想又有目标，她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渴望爱，也渴望被爱。当做教授的丈夫渐渐跟她远离风花雪月时，她也有痛苦，女人的痛苦。当她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罗维平时，忍不住也会怦然动情，并渴望能来一场风花雪月，以弥补感情上的缺憾。作为女人，这些都无可厚非，而且让她显得更可爱，更可亲。但是苏晓敏是市长，是符号化的社会人物。于是她的麻烦就有了，她跟丈夫感情发生危机，但她不能表现出危机，必须装作家庭很完美的样子。她对罗维平有情，却又不能表现得有情，因为她是市长。红杏出墙本来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文学故事，但这个故事要是发生在女市长身上，那就一点也不可爱，甚至有几分危险。于是她就得压抑，就得拼命克制。糟糕的是，给她带来朦朦胧胧情感的罗维平，也是官场中人，而且官比她大，是省政府领导，麻烦因此就更大。恰恰罗维平对潜规则的遵从或是屈服，又胜于她，这场感情戏注定就不可能发展下去。小说的遗憾便也有了，我不能放开手脚让他们爱下去，更不能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撞出爱情火花，甚至开花结果。或者按苏晓敏暗想的那样，出一次轨。不能。没有别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官员。
困境便因此而生。有太多的官场小说，只要一写到官员，特别是那些反面角色，都在极力渲染着他们情感上的放纵，似乎他们见不得女人，一遇到漂亮女人，就想占为己有，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牢牢地俘获在自己手中。这同样是一种偏颇，而且偏颇得有些厉害。
色欲也好，贪欲也好，都是人的本欲之一，它像恶魔一样存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扼制住它的，除了我们个人的修炼，还有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我们身上潜伏的这些恶魔所以不能张牙舞爪地活跃，不是我们修炼的好，也不是我们道德水准有多高，事实上，是我们缺少让它活跃的机会。官员和企业家却有了这个机会，于是恶魔活跃的可能性就远远大于我们。但这并不是说，官员就全是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见不得女人。事实上，那些步入政治舞台的官员，在这点上是极为敏感的，也极为谨慎。尽管曝出的腐败官员中，十个有九，都养着情人，包着小蜜，但我想这跟他们的官员这个社会身分无关，或者关联意义不是太大。说到底还是人的本性在作怪，是人的原罪在起作用，官员身份只是给了他们方便，给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但你如果非要把官员描写成十恶不赦的色魔，那就是你的道德有问题了。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仇富，发展到现在，国人又多了样东西，仇官。
无论仇富还是仇官，都是不健康的，作家尤其如此。
说到这本书上，我是想极力写出一个好女人，好女人的评判标准在我心里，落实到纸上，她就成了苏晓敏。她在家里尽职尽责，对婆婆孝顺，对丈夫尊重，对小叔子和小婶子，也有着大姐姐一般的亲昵。而且她还能撑得住一个家，是婆婆心中的顶梁柱。尽管骂起仗来，十分的凶，甚至敢先下手为强动手打瞿书杨，但我还是十分喜欢她的个性，甚至喜欢她跟丈夫吵架时的那种“本市长”长“本市长”短的腔调。女人的可爱不只是温顺或乖巧，有时候女人适当淘一下，还能多几分颜色。单从对角色的喜欢而言，我是不想让苏晓敏当这个市长的，我宁愿她是一个普通女人，爱敢爱，恨敢恨。爱也惊心动魄，恨也惊心动魄。所以让她担任这个市长，就是想透过她，看到官员身上的二难境地，多难境地。
老百姓的眼中，官员是威风八面的，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为。
其实恰恰相反，身为官员，身上的约束太多，有明的，有暗的，还有不明不暗的。心灵上的禁忌也太多，有必须遵守的，也有逼迫遵从的，还有别人强加于他心灵上的。潜规则也好，显规则也好，总是有规则约束或束缚着他们。潜文化也罢，显文化也罢，总是有文化浸淫着他们的心。表面的风光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官场无朋友，这是我一个官员朋友发自肺腑的真言。官场无利器，这又是我另一个官场朋友说的伤感话，投向你的，永远是含笑的软器，却有着惊人的杀伤力。如果你跟官员接触久了，就发现他们脸上永无开心的笑，他们的话永远不会从心里说出来，他们总是端着一个架子，不是他们不想放，而是他们放不下，也不能放。我有个秘书朋友，跟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