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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代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办公的元载和王缙，随后又逮捕了元载的儿子元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最后命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
代宗虽然把案子交给了刘晏和李涵，但实际上“问端皆出禁中”，亦即调查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其实就是代宗李豫本人。
既然天子亲自上阵，元载和王缙自然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了，更何况本来就劣迹斑斑。所以，开审没多久，元载和王缙就认罪伏法了。
但是，代宗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元、王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他们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其一网打尽！
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与元载有牵连，随即被乱棍打死。此外，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起居舍人韩会等十几个朝元党成员也先后被捕。
直到一切水落石出，代宗才下令将元载赐死于狱中。
接到赐死令后，元载万般绝望地对狱吏说：“求你快点让我死吧！”狱吏阴阴地答：“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在你死之前，多少总要让你受点委屈，请别见怪！”
说完，狱吏就脱下脚上的臭袜子，一把塞进了元载的嘴里。
直到怒目圆睁的元载尝够了臭袜子的滋味，狱吏才挥起一刀，砍下了元载的脑袋。
古人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对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在帝国政坛上跋扈多年的堂堂宰相元载，或许也曾意料到自己总有败落的一天，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以吃臭袜子的屈辱方式死去。
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也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幕僚卓英倩等人被关数月后，于狱中杖杀。
王缙本来也已被下令赐死，但主审官刘晏替他求情，说王缙只是从犯，宜网开一面。代宗才留了他一条命，把他贬为括州刺史。
代宗本来也想把杨炎、韩洄等人全部诛杀，所幸吴凑力谏，才改为贬谪。
如果不是吴凑这一谏，杨炎就不可能在几年后东山再起，赫然登上德宗朝廷的宰相之位，并且创立那个著名的“两税法”了。
诛除元载次月，代宗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绾，另一个是礼部侍郎常衮。
杨绾向来以“清简俭素”著称，如今代宗让他取代骄奢无度的元载，其用意不言自明。
据说，代宗的任命诏书下达这天，满朝文武便纷纷作出了反应——郭子仪晚年很会享受生活，此日恰好在大宴宾客，府上一派笙歌艳舞，一听到消息，赶紧撤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京兆尹黎幹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当天便大力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其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也不得不忍痛将豪宅拆毁。
总而言之，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天子和朝廷视为元载第二！
杨绾上任后，代宗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朝廷已经被元载一党搞得乌烟瘴气，代宗相信假以时日，杨绾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
然而，代宗再一次失望了。
因为老天爷只给了杨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杨绾几乎什么事都来不及做。
大历十二年七月，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绾忽然患病，短短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代宗李豫悲痛欲绝，面对群臣大声哀叹：“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老天爷不想让朕缔造太平啊，否则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杨绾！
是的，代宗李豫确实有理由质问上苍。
不仅是因为杨绾之死，还因为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
这十几年来，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深陷内忧外患之境，大唐天下几乎永无宁日。而在所有这些乱象中，最让代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
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藩镇之乱，代宗李豫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骁将崔旰发动兵变，逼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乂，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出兵讨伐，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宁”，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治所在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要“踏破长安城”，并“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周智光又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旋即“以收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当地官吏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百姓就更是饿殍遍野、苦不堪言了。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相当于代理、候补节度使）；朝廷出兵讨伐，竟被朱希彩击败，只好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杀了节度使朱希彩，共同拥立经略副使朱泚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
事实上，代宗在位的这十几年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和骚乱可谓不胜枚举，远不止上面这些。换言之，大唐帝国自从经历一场安史之乱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代”的恶劣风气就已经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中，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的事情屡见不鲜，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面对这一切，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多数时候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姑息，一再容忍。
代宗当然不想这样子，可他没有办法。
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到无奈、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原为安禄山麾下骁将，每次征战皆充当前锋，悍勇过人。安史之乱平定后，田承嗣与李怀仙、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等人暗中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就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节度使，下辖魏、博、德、沧、瀛五个州。
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骨子里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这些年来，他“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在其辖境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以“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常备军。此外，魏博境内的所有州县官吏，田承嗣全都自己任命，而且多年来从未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赋税。
对于田承嗣的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八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旧唐书·田承嗣传》）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田承嗣又干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
田承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悖逆之事？
不，田承嗣的脑子没有进水。
他之所以这么干，是想以此要挟朝廷，让他遥领宰相之职。（所谓“遥领宰相”，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这个头衔并无实权，但却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
田承嗣的要求很简单——要想让我拆掉这座祠堂也可以，但必须拿一顶宰相乌纱来交换。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又惊又怒。
但是，除了答应田承嗣的要求之外，代宗实在是别无良策。
因为，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跟田承嗣的十万军队大动干戈！
代宗随即给田承嗣颁发了一道任命状，然后命他捣毁那个大逆不道的“四圣祠堂”。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为了安抚田承嗣，代宗又主动把自己的女儿永业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希望能以儿女姻亲的关系固结其心，防止他再做出什么过火的事儿。
然而，没过多久，代宗最不想看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正月，昭义（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兵马使裴志清忽然发动兵变，驱逐了昭义留后薛萼（原节度使薛嵩的弟弟），然后宣布归附田承嗣。田承嗣马上以救援裴志清为由，悍然出兵攻取了相州。薛萼只好逃到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向代宗上表请求入朝，随即便一口气逃回了长安。
为了阻止田承嗣吞并昭义，代宗赶紧下诏，任命昭义将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三人皆为薛嵩族人），同时派遣宦官孙知古前往河北告谕田承嗣，让他和三个新任刺史“各守封疆”，不得相互侵犯。
但是，田承嗣却拒不奉诏，马上又派遣大将卢子期攻取了洺州。稍后，田承嗣又命大将杨光朝攻击卫州，并写信劝薛雄投降。薛雄不从，田承嗣便派刺客暗杀了薛雄，同时屠杀了薛雄全家，然后占领卫州，继而又出兵攻陷了磁州（今河北磁县）。
至此，相、洺、卫、磁四州已悉数落进田承嗣手中，昭义大部被其吞并。田承嗣旋即任命了四个州的官吏，并将昭义的精锐兵马全部编入了自己的魏博军。
为迫使朝廷承认这个事实，田承嗣又导演了一幕“将士归心”的好戏。他事先交待相州和磁州的守将，让他们挑选出部分将士配合他做戏，然后，田承嗣便邀请朝廷使者孙知古一起去巡视相、磁二州。
田承嗣和孙知古一到，早已做好准备的魏博将士（假扮成昭义将士）便纷纷“割耳剺面”，强烈要求朝廷任命田承嗣为他们的节度使。所谓割耳剺面，意思是用刀割下耳朵或划破自己的脸；古代少数民族试图表达某种强烈的心志和愿望时，经常采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方式。田承嗣本人虽不是胡人，但手下却不乏胡人士兵，所以他有条件导演这幕戏。然而，代宗李豫不是笨蛋，他当然不会这么轻易被田承嗣忽悠。更重要的是，田承嗣这种“公然抗旨、吞并昭义”的行为确实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对这种行为继续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任其为所欲为，那李唐朝廷的脸面何在？日后还有谁肯听从天子的诏令？
所以，代宗决定出兵讨伐田承嗣。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