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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共匪”，已经是在几十年后、去大陆看母亲的时候了。他们也是人，也讲礼义廉耻，也会作诗作词，也有情有义，但他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他们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去拯救，早就等不及了。
钞票从原先一日数跌的老台币，换成新台币，四万老台币才能换一元新台币，钞票面额最大的新钞是十元，绿色直刊的图案，上面一个“国父”头像。而记忆中最早的枝仔冰是旧台币十元一根，一元新台币可以买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冰棒。西门町博爱路各个转角都有人“叮叮叮”地敲着上面有袁世凯头像、大家唤作“袁大头”的银元，公开的价格是四元换一个。政府实行配给制，军公教的重要收入不是钱钞，而是米、油、盐、煤之类生活中不可少的民生用品，分作大口、中口、小口，严格地制量。每月到时候就有人骑着三轮板车，上面载着这些民生必需品，挨家挨户地运送，斤斤两两地称。整个台湾都穷，有客来访，玄关地上脱下来的鞋，常常被小偷偷去，只得让客人穿着拖鞋回家。有的人不怕偷，因为一年到头只穿木屐的大有人在。
我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暴力世界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娃娃，疑遭亲生母亲跟表阿姨凌虐致死，并且，杀人凶嫌涉嫌堙灭尸体。这一则新闻令人发指，尤其受害人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抵抗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言词，强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都泪眼汪汪的。这样子挨打，心理上的恐惧更大，因为在别人挨打时，自己已经害怕不已。就是没有挨打的同学，看着一个个红着手心回座的同学，听着鞭子咻咻咻的声音，在座位上也给吓得要命。
记得有一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不见了，便报告老师，班导决定要好好查一查，就要全班同学都站到教室四周去，所有的座位全都空了出来。
老师先准备好了要打小偷的大棍子，记得一共两根，就是打算可以打断一根。足足有李小龙的双节棍那么粗，放在高高的讲台上。然后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桌子搜查。终于，在某位同学的桌子里搜了出来。老师命令这位同学站在讲台前，用大棍子痛打，连衣服都打破了，我看简直会把他给打死。小朋友站在教室四周，一如死刑犯执刑时的陪斩，个个脸色发白。
多年以后，我在国外遇到这位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却不认得我，后来又听其他的两三位同学说，这位同学也不认得他们。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再面对。
打人的老师早已作古，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为，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伤害有多深。
但是小孩子也不见得对此有不同意的想法，老师打学生的藤鞭永不缺货，因为总有小朋友会找到很合用的呈献给老师。老师得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一边称许一边摸摸他的头。同学也很少会恨这样的同学，只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就是没有人专诚送鞭子给老师，老师自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直到中学还挨打，我上建中的时候，一位英文老师，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他写过一本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辅助教科书。他会打人，随手带着一根细细的藤条，谁让他看不顺眼，他就叫上来抽他几鞭。班上有一位胖胖的同学，不记得什么事，他叫这位胖同学上台，二话不说抽上几鞭，边抽边以一口京片子骂道瞧你肥的，台北都让你吃穷了！
这位同学却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任他一鞭又一鞭地上下地抽。后来这位老师大概想想也不是事儿，只得停止。我对这位同学从此刮目相看，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做了许多在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事。
但是我在学校中挨打的机会很少，记不起来有哪位老师打了我，虽然我也不是个好学生。大概看起来我总是安安静静、斯斯文文的吧？
我遭遇的是一个长期的暴力家庭。
也许我说暴力家庭不太贴切，姐姐就不会挨打，她有一种天生的娇贵气质，让人打不下手。就是真的挨骂，姑妈骂她的语句好像也会文雅些。重要的是，她也没有让人为她读书跟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操过心，她不会逃学，不会不做作业，不会撒谎，不会考试不及格，更不会留级。她太柔顺，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完成，没有人找得出打她的理由，连骂都不必，对她把话稍稍说得重了点儿，她就会流泪。这也证明有的人挨打真有个人的理由，虽然也不可因此就可以把体罚合理化。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
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问我对于打过我的父亲、姑丈、姑妈，我会原谅他们吗？我的回应就是，要是当时，我说在当时，我有能力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反抗！一直挨打的不一定是我。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
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姑丈姑妈家，后来他们全家住在我们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教育就从姑妈那里得来的，算不算家教很可以质疑。连同姑丈跟姑妈的孩子，一共六个，大家吃得饱就不容易，还要讲究其他也许过分。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孩子比我们更穷，却没有打骂孩子的父母尊长。穷困也不必然可以成为打小孩的理由。
长辈总是相信为了什么理由，一定要打打孩子，否则将来会不得了。其实，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挨打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