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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们却从不催讨。他们一家四口吃什么点心，便送来一碗，放在拉门外，从不进屋打搅。房客有自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朋友，安安静静地相处，承受他们不着痕迹的照应，至今掐指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离去前我忙于结婚，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打零工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失恋之后。一追上了公认的美女，立刻就要筹备婚礼。准岳父对我爱护备至，我想到在婚礼上假如只有他一人，实在让他们府上难堪，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父亲求和。其实，连结婚典礼的日子场地都定了，新娘子虽然年纪轻，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有名的西洋音乐节目主持人，而我竟依然无业，消息只得极端保密。
我回到青田街去拜访父亲，试着邀请他作为我的证婚人，想着成也结婚不成也结婚，心中也就十分坦然。
父亲竟把我当做客人一般地接待，很客气，一听说我不久就要成婚，马上笑逐颜开，原先我担心的问题就此化为乌有。我虽然仍是个穷光棍，还是开心地等着婚礼。反正礼堂上要穿的用的衣服鞋袜等，全由准岳父帮我打点了。
史丹福中心就在台大靠舟山路的边缘，出了侧门就是地质系，当时父亲还未退休，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见到父亲从窗外的几棵巨松下走过，就会马上讲不出课来，只顾怔怔发呆。
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父亲，他依旧是一袭长衫，他好像刚从行政大楼出来，我问道爸你今天有课吗？没有，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来借几个钱，好给你媳妇买个什么。
我一时噎住，半个字也吐不出，恍过神来，父亲却已经走开了。
我带着准新娘去见他，父亲穿上刚刚洗烫笔挺的长衫接待她，这让我想起在若干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要是带着同学回家，向他介绍，他必定起身立正，规规矩矩地一鞠躬，又报上自己的全名。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生也只有这么一点儿。
结婚典礼酒席上，新人互相敬酒。两旁的傧相分别是新郎与新娘的表弟表妹。
婚礼当天，是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一天，如今想来，也许是他一生里最开心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婚礼在内。中山堂光复厅，是当年非常体面的地方。
这一天莅临的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宾客，席开六十余桌。我所有的长辈也都莅临致贺，父亲间或用他那流畅的日语，跟许多好久不见的本地老士绅交谈。其中也有不少的老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终于解除了紧张，松了一口大气。全场宾客穿梭不绝，在礼堂的任何角落，也都听得见父亲那很经典、很洪亮的笑声。
繁华落尽
地质学，我知道的等于零，多年以后，方知这门学科研究的并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什么质而已，而是天文、水文、气候、生态自古至今无所不容的一种科学，动辄以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为单位，能从一块打开的鹅卵石读出许多复杂的自然历史。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以亿万年为单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质学是这样的，就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数学是唯一可以科学证实的真理，可以适用于无限的时空一样。要是在当初有人告诉我这几句话，我相信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文学艺术。
父亲以地质学大结构研究为一生志业，我亲眼看到他那么仔细地，在一张油纸上，用毛笔描摹显微镜下岩石的切片组织。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咬着下唇，对照着摄影片，画下岩石或是珊瑚的微琐细节，线条丝毫不差。
他用一个定做好的透明半圆，上面有已画好了的经纬度，在一个好大的地球仪上，套来套去，他在查对几亿年前气候之下的海洋温度、地表状况、天文水文，找出数据，然后对照细微的化石切片，试着证实出什么。我想父亲拥有着金钱怎么样也买不到的财富，名位怎么样也换不到的满足。
但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全宇宙投影在自己脑壳上的科学家，在生活上的笨拙，连小学生都不如。
书房中与父亲的大照片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得到第一届“国家科学奖”时，由摄影人员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