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小姐能不能赏光看样东西？”
素贞迟疑地跟徐维礼进了帐房，空留下大魁站在院子里不安地向上张望。
（）
徐维礼回到帐房，桌面上乱堆着些青布面、梅红签的帐簿，他从底下拣出一个画轴。素贞正疑惑，徐维礼“哗”地展开了画轴。
展现在素贞眼前的，是她夏天穿着粉红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的白描仕女画，旁边端端正正盖着徐维礼的大印。
不用再说，徐维礼这类模仿《牡丹亭》那类才子佳人的小把戏，唬住个北方小脚姑娘绰绰有余。
“你把俺画得真俊！”素贞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
徐维礼把画轴卷起来，又仔细用红缎带扎好，郑重送到素贞手里。素贞惊慌地连连往后退，一边摆手，一边说：“徐先生，俺哪敢要你的东西，俺不知怎么谢你。”
徐维礼哈哈大笑说：“谢什么？小姐如何称呼，侬告诉我，这就是最好的答谢了。”
素贞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抬眼偷偷看着徐维礼说：“俺叫焦素贞。”说完，抱着画轴转身跑下楼。
徐维礼在楼上看着素贞和大魁肩并肩走出厂门，惋惜地摇了摇头。
素贞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这趟回乡是要跟大魁成亲的，她们闯荡青岛的这帮童工，都二十多岁了，早该成家了。
大魁坐在火车上一路瞅着素贞笑，弄得素贞不好意思，嗔怪他：“看什么，看进了眼里扒不出来了？”大魁幸福地直搓手。
好景不长，车到蓝村站就停住了，车下一排一排的日本兵让大魁再也笑不出来了，日本人在胶济铁路沿线查青保游击队，决不放过一个人。
一个矮胖的日本兵在车厢里横冲直撞，查每个人的良民证，查到素贞时竟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掐了掐她的腮帮子。大魁火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干什么？”素贞小声说：“算了算了。”大魁刚坐下，一只肮脏的大手冷不丁向素贞的胸脯摸来，大魁一把抓住这只穿日本军装的胳膊，反手就拧了起来，日本兵痛得哇哇大叫：“青保的干活！游击队！”正在盘查的日本兵马上一拥而上，车厢里大乱，大魁抢起胳膊左右出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满脸是血，被日本兵押上卡车，往市里开去。
素贞在混乱中逃下火车，等她辗转一路回到小鲍岛大院时，吓得一头扑到她表婶身上，表叔一听大惊失色，青保游击队刚杀了个汉奸，大魁被抓去了那可是死罪啊！
果然，枪毙告示很快在日本宪兵队贴出来了，大魁列在其中。素贞她表叔带回这个消息时吓得上下牙直打哆嗦。
素贞一听，吓得几乎瘫在地上，她表婶正在那儿重新收拾素贞的东西，拿着画轴突然惊喜地说：“素贞，你认识徐大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可能大魁还有救！”
素贞顾不上哭了，抱起画轴就跑出去。
果然，徐维礼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应酬。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了日本宪兵队的植广健太郎和几个汉奸，还让仆人抬上一小箱银元作见面礼，又出重金请顺兴楼王老板求了清末遗老的字画送礼，酒足饭饱后，徐维礼陪他们逛了平康里的上等妓院，好一通忙活。
大魁遍体鳞伤地被放回来了，和素贞抱头痛哭，不是哭他的死里逃生，而是为素贞——为报答徐维礼的救命之恩，她答应做他的外室。
1942年初冬，焦素贞坐着徐维礼的汽车去新南京开记理发馆烫了头，然后和他去天真照相馆照了结婚像，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婚礼，她嫁的是火柴公司大股东、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商人徐维礼。她要住的新房是胶东路标准的公馆房，两层，带一个院落，有观海露台，是徐维礼按照他在上海福熙路的公馆图纸盖的，很有气派，洋味十足。
新房里摆满柚木家具，8个大樟木箱，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梳妆台上摆着银粉盒、银漱盂、银花瓶，屋中是一张带帐子的宁式大床。这张红木大床，有描龙雕凤的床门，铺着舒适的棕棚，三面镂空花板下还有好些小抽屉，纱绡帐子上绣着仙女，床前还有绒脚凳。这是徐维礼专门从出产宁式床的浙江乌镇定做后，用轮船运来的。
至于珐琅自鸣钟、留声机、缀有小绣球的墨绿色窗帘等稀罕物，全是从上海采买来的正宗货，甚至素贞穿的软缎绣睡衣、小金表、垂脚面的十几件乌绒阔滚软缎长旗袍，也各有品牌和出处。
喜得素贞她表婶子说，这侄女是掉进“福墩子”里去了。婶子给素贞穿上上海买来的洋婚纱，扶她坐上花车，高兴地闭不上嘴，直唠叨：
“‘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大太太在上海，当个二房一点不寒碜。俺家素贞算是熬出头了。”大杂院里的人都很巴结地叫她“二姨”，让她享福别忘了老邻居。
果然，徐维礼对他的北方“二姨”宠爱有加，下班一回来就教素贞跳舞、识字、打麻将，还带她到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牛排馆，吃两元钱一份的正宗德式牛排，到青岛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跷，跑旱船，赏钱是每天两块，直耍到正月十五，那时他就回来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徐维礼“悉悉嗦嗦”挑开帐子下了床，从柚木大橱里翻出个紫檀匣子。他小心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让素贞张大了嘴的宝贝。那是一串金光灿灿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挂着带有宝石的小金锁，徐维礼娴熟地把小金锁下面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一拧，鼓鼓的心形小锁“哗”地开了，就着台灯的弱光，素贞接过来仔细一看，惊叫了一声：
“我的天，真是稀罕人。”
金锁里左右两瓣各镶着徐维礼和焦素贞的小像，更绝的是那把小金钥匙小到比小手指甲还小。徐维礼告诉她，这是早年从英国首饰商那里买来的，南非的黄金，巴西的天然水晶，米兰的金匠打造的，这东西连大太太都不知道。然后，他扣上金锁，撩开素贞的长发，仔细挂在她玉一样的长脖子上。又亲昵地趴在她耳朵上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态度郑重。
素贞惊讶得半宿睡不着觉，以她的经历，她只知道青岛的东镇、西镇，连四方都不大去，这些绕嘴的外国地名，她听都没听到过，还有老爷耳语的秘密，让她心里直跳。
但是，小金锁凉凉地躺在她的胸前，老爷说过，这件宝贝是专门为她置办的，名字叫情人锁，这是她惟一能理解并记清的。
一大早，徐维礼就穿上皮袄，戴上羊皮礼帽，坐汽车走了。素贞从观海露台上目送她男人离去，竟有永别的感觉。
果然！徐老板一去3个月没有音信，这期间曾让厂里的账房送过两次钱，其中一次大魁还跟着来过。素贞一见大魁，眼圈发红，大魁急得搓着手问：
“‘二姨’过得不好吗？”
素贞忙给他使眼色，当着外人她没法说什么。越这样，大魁就急得满屋子乱转，眼瞅着素贞噙着泪，却只能跟着账房先生走了。
过了几天，大魁给她送来一小车地瓜、炒花生、苞米面等家乡土产。素贞不知该说什么，趴在露台上目送大魁的背影，胃里直涌酸水。
徐维礼不在家，素贞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每天除了看看海，让杏花去买菜、做饭，买回些大虾在院子里晒干，捎给她娘；或者回小鲍岛的院子里蹓跶一趟，看看她表叔表婶子。
再闲得无聊，她就去看隔壁林公馆家林律师两口子。这两人因为无儿无女，空守着大房子，就开始无休止地繁殖猫和狗，还要给这些宠物像孩子一样过三日过百岁，向邻居们挨家送长寿面。有一次生了只小母狗，取名小花，直接就送来徐家。素贞整日瞌睡，也懒得管。偶尔让杏花陪着去永安大戏院看看京剧，也提不起精神。
终于，徐维礼离开青岛3个月零20天的时候，坐着汽车回来了。素贞吓了一跳：徐维礼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还不到50岁的人，就佝偻了腰，拄上了文明棍，而且身后还多了个说上海话的仆人阿宽。阿宽一进门就教训杏花说，老爷生了病，大太太亲自把他送到飞机场，以后老爷晚上就住在厂里，由他伺候了。
素贞一听就知道出了问题，准是上海的大太太发现了她这个青岛外室，阿宽分明是个奸细，是来看着她男人的。
正如素贞所料，徐维礼从此夜间就不见了人影，白天自己坐洋车过来，连汽车也不敢坐了。进了房间，关上门，拉严实窗帘，连防空幕也拉上，打开灯，急嚯嚯拉素贞宽衣、上床，完事后整理好自己就匆匆离去。
到晚上，徐维礼早跑到绿洲游艺社的花烟馆抽大烟去了，还有窑姐伺候着，比逛平康里都强，任他怎么逍遥，却不敢踏进徐家小楼半步。
素贞心里有苦无处诉，回小鲍岛向她表婶哭诉。她表婶还是劝她忍着点，做“二姨”的又能如何？素贞“呜呜”地哭，隔壁的大魁“咣”地踢倒一个破凳子，跑进来说：
“素贞，你有什么烦心的事，俺给你报仇。”
素贞听着，“哦”地一声跑到院子里的水池子里呕吐去了，大魁跑过去给她捶背，素贞哭着说：
“大魁，我对不起你，下辈子，我给你当老婆，我给你生孩子。”
说着说着，眼前一黑，就倒在大魁怀里。
焦素贞怀孕了，这是1943年的春天。
徐维礼的腰马上不佝偻了，上海的大太太给他养了4个千金，年近50岁了，他才有了抱儿子的希望，怎让他不兴奋。“二姨”怀孕了，还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正当？他再一次坐着汽车来了，不但夜里不走，白天都不大到厂里了，一切应酬都交给阿宽打理。他联系了日本药包子（产婆）定期来看素贞，还到山大医院的产科挂了号，定下生产的大体日子。
徐维礼得意忘形，心里一痛快，就昼夜腻在素贞身上不下来，立时形容枯槁，一脸病容。
5月份飘槐花的季节，素贞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徐维礼在一次房事后，终于倒下了，人被很快送到山大医院，杏花、阿宽都去了，但是太晚了，突发脑溢血，那年月不能手术，很快一命呜呼。
素贞独自守在小楼里魂不守舍，眼泪就没断过。更加恐怖的是，大太太第二天就坐飞机来到青岛，又矮又瘦的她一身黑丝绒旗袍，额前垂着长刘海，脑后篷着一大把卷发，别着赛璐珞发卡，身后跟着4个同样一身黑衣的男仆。
一进门她先把杏花扇了两耳光，然后，一把将素贞向后推个趔趄，素贞“噔噔噔”倒退几步退到门上，将门上宝蓝彩花玻璃“哗啦”撞到地上打碎了。
大太太嘴上一阵“小赤佬”、“瓦他勒”乱骂，素贞听不懂，但猜出那一定是最恶毒的语言，她眼睁睁看着四个男仆把老爷的灵柩抬走了。
可怕的事一桩接一桩，大太太限素贞在她眼皮底下收拾东西滚蛋，杏花反而留下和阿宽看房子，素贞动作稍一缓慢，就招来大太太一顿恶骂。
素贞什么也没带，拣了几件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