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报。在针对上述情报仔细研究后，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部得出结论：必须采取夜间攻击的方式，因为那时海底的水流较为缓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执行攻击任务的人选。
经过严格的挑选，肖永林最终脱颖而出。
作为曾经在曹妃甸海战中驾使袖珍潜艇击沉日本战列舰的老战士，肖永林当时已经是具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艇长了。
潜艇部队司令部的一位将军在给杨朔铭的报告中称：
“我们大家的选择倾向于海军上尉肖永林，他是‘飞鱼9’号潜艇的艇长。在大家看来他完全具备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个人品质和专业技能，……所有的有关资料都已经递给了他，他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但他坚持要去。”。这一天是1921年5月20日，时任潜艇部队司令的魏永浩中将给了肖永林48小时研究作战计划并做决定。当晚他便将作战计划拿回去仔细研究到了深夜。次日，他决定接受这次作战任务，因为他完全有信心成功地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当潜艇上原有储备的物资被卸下，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执行任务时少的多的补给品时，“飞鱼9”号潜艇上的艇员们已经清楚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任务。1921年6月里的一天，“飞鱼9”号潜艇满载鱼雷缓缓离开了大沽港，沿着事先谨慎制订的航线驶往日本海，在那里改航向往南并潜航以避免被水面船只发现自身的位置。此次作战任务代号为“元”（取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之意）航线的制订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然后由魏永浩亲自口述给海军司令蓝建枢。而在潜艇离港出发的时候，码头上甚至没有举行任何出海的仪式。
“飞鱼9”号潜艇沿着渤海海峡进入黄海。在航行的途中，肖永林未向艇员透lu出任何关于这次作战任务的内容。航行过程中的很多时间潜艇都在水下潜航，只在白天偶尔浮出海面。由于对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艇员们时常疑惑地注视着肖永林，但都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对肖永林抱以完全的信任。
经过严密的估算，在进入日本海之后，在水下航行了一阵子的“飞鱼9”号潜艇浮出海面并开始修正航线。此时天气逐渐发生了变化，浓云和空中的细雨使得星光隐没不现，辨别航向和方位极为困难。根据海岸上发出的灯光，肖永林确信自己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事实上，潜艇当时的确已经到达位于距离长崎不到2。5海里的位置。肖永林的估计相当准确，其高超的航海经验毋庸质疑。艇上不明实情的艇员甚至问肖永林：“我们是否要去拜访长崎？”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去佐世保。”
在凌晨4点钟左右，潜艇开始排气下潜。
由于陆战的形势已经变得明朗，在到达指定海域之后，作战任务也得以解密。肖永林告诉手下的艇员们，他们的任务便是进入佐世保湾。由于接下来的几乎一整天必须在水下度过，肖永林命令所有人节省空气和用电，如无必要不许四处走动。接着照明便中断了，潜艇控制室的仪表、管道轻微渗漏的水滴和海水从四面挤压艇壳发出的声响成为艇内唯一的噪音。
次日下午3点钟，全体艇员用餐完毕，桌椅器皿都整理完毕，艇员的铺位也都折叠起来。为了避免潜艇被俘，几名艇员在潜艇底部安装了炸药。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救生衣，同时撕掉自己帽子上的舰队标识以避免可能被俘后暴lu自己的身份。肖永林命令全体艇员作好战斗准备，攻击行动即将开始。
傍晚7点，肖永林下令潜艇上浮。
此时电动机开始全速运转。在上浮至45英尺深度时，肖永林命令升起潜望镜。经过观察，夜幕已经降临并且海况良好。7点15分，肖永林下令浮出海面。
潜艇的发动机开始飞束速运转。在接下来的4小时里，“飞鱼9”号随着海潮向海湾东北方向缓慢前行。为了躲避海面上过往的船只，潜艇时常潜入水中，同时还得与逐渐强烈的海流抗衡。进入佐世保湾的时间计算得有些偏差，有一股强大的海潮此时正流入海湾。如同落入激流中的独木舟一般，“飞鱼9”号勉强进入夜幕中的海峡。这时潜艇艇壳底部甚至与铺设在海底的系缆索发生了摩擦碰撞，使潜艇急剧右转并搁浅。由于此前肖永林根据水深情况下令潜艇采用半潜航状态行进，眼下只有向水柜内继续排气，“飞鱼9”号因此成功地再次浮起。前方的海峡逐渐变宽，水流也减缓下来。
为了防范中国潜艇的攻击，日本人在海峡内的水下密布着许多人为的沉船和其它水下障碍物。根据出发之前搜集到的情报显示，采用通过海峡的路线进入是极其困难的，几乎难以渗透进去。而此时的“飞鱼9”号潜艇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向前航行。午夜12点27分，肖永林在作战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佐世保湾。
“飞鱼9”号潜艇改为沿着大陆海岸继续向前航行，途中发现了几艘静静停靠在岸边的运输船，肖永林对此不屑一顾。突然，潜艇前方出现了一艘船只巨大的黑影。
第257章 同路殊途
肖永林很快判断出，那是一艘日本大型运输船。
突然一道亮光射向了“飞鱼9”号，将它的指挥塔围壳照的雪亮。这亮光来自岸边一条公路上碰巧路过的卡车前灯。在强光照射之下，指挥塔上的艇员甚至可以望见岸上的房屋和岗哨。一些艇员显得有些惊慌，因为看起来潜艇的行踪已经暴lu，遭受攻击已经是在所难免。幸运的是卡车并未发现潜艇，而是拐了个弯继续朝前方开去。
不管怎么样，对“飞鱼9”号潜艇的官兵们来说，眼前的形势已经没有退路。“飞鱼9”号潜艇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寻找攻击目标。
肖永林一面指挥潜艇继续向前航行，一面仔细地观察海面。尽管视野良好，潜艇向前缓慢航行了一会儿，却未能发现任何大型军。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军可以说是中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疏漏。就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日本海军已经将停泊在这里的“伊势”号战列舰和“日向”号战列舰由九艘驱逐舰护航，前往台湾海域，阴*中国海军分舰队出击，希望中国分舰队能够正好落入日本海军主力的攻击范围内。但由于行动迟缓，预料中的中国海军分舰队并未被发现，而为防不测，日本人只好撤退。伴随着中国海军对朝鲜和日本东部沿海封锁的加强，日本人意识到佐世保湾的脆弱性，于是将整个舰队撤出了佐世保，将基地改设在横滨。这样一来，也使此时的肖永林失去了发现和攻击日本战列舰的机会。
肖永林命令“飞鱼9”号潜艇缓慢靠近并仔细观察。根据船上的三座烟囱、两座桅杆和炮塔及船的外型，肖永林立刻就判断出了，这应该是日本海军的“出云”级装甲巡洋舰和其中一艘。紧接着他又发现了不远处的另一艘日本军舰，肖永林判断对方应该是“出云”级的第二艘“磐手”号（实际上是排水量为9646吨的“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出云”级装甲巡洋舰是英国给日本建造的，装备有4门203毫米主炮和12门152毫米副炮，装甲厚度为187毫米。可能由于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舰，航速已经变得较慢，无法跟上日本舰队里的新型战舰，因而暂时留在港内，作为海防舰使用。
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鱼9”号大胆的以水面航行的状态向其接近，肖永林指示手下艇员将“出云”号列为首要的攻击目标，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观察到这里存在有更好的攻击目标。在悄悄接近“出云”号到攻击阵位测定潜艇吃水后，肖永林下令鱼雷发射管注水并打开管盖，准备进行水面发分，在仔细瞄准之后，肖永林下令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2枚鱼雷，鱼雷成功入水并以极高的航速奔向目标。
此时的“出云”号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熟睡之中。第一发鱼雷命中后发出的沉闷爆炸声并未引起舰上官兵的注意。凌晨1点，右舷再次传出爆炸声，但并未发生火灾，大部分人在未觉察到异样后继续睡觉。在“飞鱼9”号潜艇上，肖永林和艇员们认为击中了“出云”号，于是肖永林下令快速转向180度，瞄准了另外一艘日本军舰（即“八云”号）用另外两枚鱼雷发射管再次发射了鱼雷，但没有命中。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艇长，他应该该考虑立即撤退了，因为对方马上就会拉响警报展开搜索。但这一次杨朔铭选对了人——肖永林命令潜艇再次转向并将艇首的鱼雷发射管迅速装填完毕，鱼雷再次瞄准“八云”号的舰体中部，发射了出去。
凌晨1点16分，所有4发鱼雷全部准确命中目标并引爆，鱼雷的爆炸终于撕破了近万吨的“出云”号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的巨大舰体，海面上顿时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即告沉没，舰上包括舰长在内的21名军官和629人丧生，只有22人生还。肖永林在潜望镜里注视着“出云”号的沉没，下令保持安静并迅速撤离。由于担心日本人的追击，肖永林没有进行丝毫停留，因而没有顾得上观看第三次攻击的战果。事实上此时根本没有追兵，日本人几乎没有意识到这艘中国潜艇的存在。而“八云”号和“出云”号一样，也被两枚鱼雷同时击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粉身碎骨，舰上官兵无一生还。
此时的海潮方向突然改变了，撤离佐世保湾变得困难重重。凌晨1点28分，“飞鱼9”号潜艇沿着原路返回海峡。肖永林向艇员宣布战果：击沉一艘大型装甲巡洋舰，重创另一艘。肖永林此时并不知道，中国潜艇在此次战争期间击沉的日本各类舰船中，“出云”号的吨位排名第一，这也是仅有的两艘被华军潜艇击沉的日本帝国海军装甲巡洋舰。
2时25分，“飞鱼9”号重新进入濑户内海。而过了不久，尽管日本人严密封锁了消息，英国人的报纸还是宣布佐世保港遭到了袭击。1921年7月1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作出了如下报导：
“根据本报记者最新消息以及今天早间的报道，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佐世保港被击沉，相信这是中国潜艇所为……日本方面同时还宣称：入侵者——中国潜艇已被击沉，这显然是个笑话，因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导，那艘潜艇已经平安返航……”
在返航途中，“飞鱼9”号的艇员们在潜艇的舱壁上画上了两艘军舰的轮廓并在上面标上了日本的国旗。这是潜艇战绩的特殊标记，而艇员们都相信，以后这样的标记会越来越多。
“飞鱼9”号潜艇重新抵达天津大沽港后。魏永浩中将和一些海军将领已经在码头上等候。艇员们登岸后，魏永浩为所有的人都亲自颁发了白鹰勋章，肖永林也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在码头上，“飞鱼9”号的艇员们得到了当地群众英雄般的欢迎，当天下午所有艇员都乘坐专机飞往北京，并得到了代理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接见。徐世昌亲自为肖永林佩戴上嘉禾勋章，并称赞这次奇袭佐世保港的作战行动的成功是“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作战历史上最为引以自豪的战绩”。魏永浩不失时机地向徐世昌提出了扩大潜艇生产的建议。徐世昌尽管仍存有疑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向杨朔铭发信询问。当天晚上，“飞鱼9”号潜艇的全体艇员都在总统府出席盛宴。
尽管在开战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