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必要站在大脑的对立面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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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生与死的对抗
这样现代科学便证实了费伦奇的警世之语：“纯粹的理智乃是濒临死亡的产物，或至少是精神变得无感觉的产物，因而本质上就是疯狂。”
［２８］
怀特海和李约瑟所反抗的并不是意识所犯的错误而是意识的一种疾病。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说，问题并不存在于科学之意识结构中，而在科学的无意识前提中；问题出在科学之自我的无意识层面上，出在科学性的性格结构中。尽管科学取得了征服世界的巨大成功，怀特海却称现代科学观点是“非常不可信的”。
［２９］精神分析要补充的一个要点是：现代科学观点是疯狂的。因此不可能从“机械的”观点平稳地过渡到“有机的”观点；在机械论体系中发生的问题，不可能走向有机的解决。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不同的本能取向、不同的生死融合。在目前条件下采用有机论的观点是否就是一件好事，这一点也颇值得怀疑。
它很可能是原始泛灵论的复发。
因此李约瑟称之为道家智慧的那种思维方式，被巴切拉德攻击为无意识的投射、梦想和天真素朴的神话。巴切拉德把科学（以及精神分析学）
视为严格地执行着把我们的自然观神话化的任务。因此，按照费伦奇的思路，结论似乎应该是：道家思想若不辅之以精神分析的意识，便只可能回复到原始素朴的泛灵论。
而精神分析的意识同时即意味着精神分析的治疗；精神分析的治疗又关涉着使压抑问题得以解决。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有机论的思想，而是要改变人的躯体以使它第一次成为有机体——成为复活了的肉体。一个自己的性生活也如一般人的性生活一样紊乱失调的有机体，是不可能去建构宇宙中的阴阳、宇宙中的性生活这种客观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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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９３
肉体的复活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整体社会工程，它何时成为一个实际政治问题，取决于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家们何时以幸福为目标而不是以权力为目标，取决于政治经济学何时成为一门使用价值的科学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科学——成为一门享受的科学而不是积累的科学。面对这一巨大的人类问题，现代社会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提不出任何改革良方。现代社会理论（这里我们仍必须把维布伦誉为例外）
完全是经由升华之路被非人的抽象引入到社会中来的。
这些理论与具体的人的存在，与他们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肉体，与他们具体的受到压抑的欲望，与他们具体的神经症没有任何关系和接触。
要找到对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进行过思考的社会理论家，我们就不得不回到１８４４年的马克思，或甚至回到对１８４年的马克思发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傅立叶和费尔巴哈。马克思从傅立叶对工作与娱乐相互冲突所作的心理分析中获得了娱乐（游戏）这一概念，并在他早期某些乌托邦式的沉思中使用过这一概念。从费尔巴哈那里马克思懂得了必须超越黑格尔的抽象走向具体的感性和具体的人的躯体。
马克思的《１８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精彩的思想，它呼唤人性的复苏，呼唤人体的全面占有，呼唤人的感觉的转化，呼唤实现一种自我欣赏自我享受的状态。
“人以全面的方式即作为完整的人而全面地占有他自己的存在。
［这种全面占有存在于］他与世界的每一种人性的关系——视觉、听见、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知觉、经验、愿望、活动、爱，总而言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之中。“
［３０］人的肉体感觉必须从（对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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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３生与死的对抗
占有感中解放出来，这样，感觉的人性和人对感觉的自我享受才会第一次得以实现。
这正是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交汇点。
除了借助精神分析学，我不知道《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渊深和晦涩怎样才能被阐明。
精神分析、神秘主义、诗、有机哲学、费尔巴哈、马克思——这是一堆杂乱的集合，但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看不见的和谐强于看得见的和谐。所有这一切的一个共同点是一种意识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称之为辩证的想象——尽管这一称谓又会引出新的麻烦。我所谓“辩证的”是指一种意识活动，它奋力突破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所强加的种种限制。
显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垄断“辩证法”。
李约瑟已证明了怀特海哲学中的辩证法特点，他并且始终把注意力转向神秘思维中的辩证模式。
［３１］按照伊利亚德的说法，印第安人的肉体神秘主义，其目标是“对立面的结合”。斯科勒姆（Ｓｃｈｏｌｅｍ）对犹太教神秘主义作了考察后说：“神秘主义旨在把握宗教体验中的种种悖论，它使用辩证法这一工具来表达其意旨。犹太教神秘主义者并不是唯一目击了神秘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这种亲缘关系的人。”
［３２］
至于诗，难道近年来的批评还没有充分指出所有那些基本的诗歌手段就是悖谬、含混、反讽、张力吗？诗的想象不正是借这些手段来打破语言的“合理性”
，打破语言强加给我们的锁链吗（比较瓦雷里的诗歌理论，参看第六章）？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看，如果我们和特里林（参看第五章）一样相信诗的逻辑（及其象征、意义浓缩、重心转移）与梦的逻辑之间有着坚实的同一性，那么也就可以说诗与辩证法之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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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９３
系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梦境无疑是心灵奋力突破形式逻辑矛盾律的一种活动。
［３］
精神分析思维与辩证想象有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现实的或潜在的）它是一种辩证的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或者应该包含着一种关于辩证想象之性质的理论。我说“现实的和潜在的”
是因为精神分析无论作为一套学说还是一种经验，都并没有完整地揭示受到压抑的无意识。意识之奋力突破形式逻辑的限制，突破语言的限制，突破“常识”的限制，始终是在总体的压抑绝没有结束的条件下进行的（参看弗洛伊德的论文《有期的分析与无期的分析》）。
［３４］那些继续不断地奋力突破种种限制的精神分析学家是“辩证的”
；而对其余的人来说，精神分析的术语也可以成为拜占庭经院哲学式的囚室。在这一囚室中，“语词意识”正在取代对无意识的意识（参看第十一章）。
即使我们把弗洛伊德拿来作为精神分析意识的楷模，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诸如两种本能间的关系、人性与动物性间的关系等关键性问题上，弗洛伊德也因为未能做到充分的“辩证”而落入陷阱。但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思想的基本结构仍然是辩证的，因为它热衷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心理生活基本上是冲突的战场；而弗洛伊德最精彩的洞察和发现——例如，当病人否认某事时他就是在肯定某事的发现［３５］——则彻头彻尾是辩证的。因此，试图使精神分析成为一门科学的做法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是有破坏性的。
［３６］科学的经验验证和正面考察只适用于那些充分被意识到的东西，而精神分析则是在总体压抑始终存在的条件下与无意识发生接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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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生与死的对抗
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被压抑了的。换一种方式讲，与其说弗洛伊德思想中的“诗性”不能被清除掉，毋宁说这种“清洗”恰恰只是在心理学的“科学”教材中才做得到，而弗洛伊德的著作则始终是不可“清洗”的。同样的“诗性”想象也使罗海姆和费伦奇的著作显得优异，而且解释了他们何以受到“科学”人类学和“科学”精神分析学的忽视。
“辩证”想象或“诗性”想象的整体性质是一个急需加以审视的问题；另一个特别的需要则是需要精神分析自觉意识到自己血液中辩证的、诗性的、神秘主义的成分，并使这种意识成为对精神分析所作的精神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辩证思维的性质，其关键在精神分析特别是弗洛伊德对否定所作的精神分析之中。
首先是这样一些定理：“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否定相比拟”
；本我并不坚持矛盾律；梦似乎并不知道“不”这个词。
［３７］不仅不存在矛盾律，相反我们还发现对立面统一在一起：“梦显示出一种特殊倾向，它把两种相反的东西还原为一个统一体。”
“梦中的任何事件都可能含有与之相反的意义。”
［３８］我们因此需要考虑并设想在辩证思维和做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正像在梦与诗与神秘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一样。此外，在《原始语词的相反意义》［３９］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还对具有相反意义的词汇彼此之间往往隐含着（词源学上的）同一性这种语言学现象作了比较。他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是语言现象为他研究梦现象提供了线索，而不是梦现象为他研究语言现象提供了线索。
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和语言研究（无论是哲学上的研究还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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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０４
言学上的研究）需要结合起来或至少是需要经常交流。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论否定》［４０］这篇论文则可以使我从辩证思维对形式逻辑的不满足中获得某些新的启示。否定是主要的压抑行为，但它同时又使心智获得解放，使它能在被压抑的东西因遭到否定而本质上处在压抑中这一总体状况下去对受压抑的东西进行思考。斯宾诺莎说：ｏｍｎ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所有的界定都是否定）。
弗洛伊德则说：“否定的判断是理智对压抑作用的取代；‘不’这个词在它所表达的句子中是受压抑的东西的标记……凭借这一否定符号的帮助，思维过程使自己从压抑作用的种种界限中解脱出来，并以该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自己。如果没有这一内容，它就不能有效地工作。”
然而，“否定仅仅帮助解除压抑作用的一个后果——该意象的内容不能进入意识。其结果便是对受压抑的东西有一种理智上的接受，而在所有其他基本点上，压抑作用仍然持续着。”
［４１］
我们因而可以考虑并设想：形式逻辑和矛盾律是这样一些条例，心智借助这些条例在总体压抑条件下进行活动。就像时间概念一样，康德的理性范畴将被证明是压抑的范畴。
相反，辩证思维则是心灵奋力突破压抑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努力；同样，它也是心灵奋力克服自己内在分裂和冲突的努力。
它因此可以等同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中的综合倾向，［４２］等同于神经症内在固有的获得痊愈的努力——弗洛伊德最后正是把他的治疗希望寄托在这种努力上。
［４３］作为试图获得统一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