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有重点地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也是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如前所述，根据一五计划，当时的工业建设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单位为核心，以694个限额似上建设单位为主体。这些项目在后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其作简单介绍。
一、156项建设项目的确立
156项工业建设工程，是指1950年到1955年期间，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项目。一五计划明确规定整个工业化建设将以156项为核心展开。虽然后来人们一般都将其归为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项目，但是实际上它是整个50年代中国大陆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它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是经过多次研究商谈，陆续确定下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年确定了50项；1953年商定增加91项；1954年商定增加15项，总数达到项，被列入一五计划；1955年又商定增加16项；后来又口头商定再增加2项。五次商谈共确定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有的项目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由于一五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
由于156项工业建设的特点是从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比较先进技术的引进，大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提高了技术水平，因此习惯上将50年代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称为工业化奠基之役，以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不仅填补了大量工业空白，奠定了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改善了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来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根据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如民用工业的阜新海州露天矿、辽源中央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民用工业中，最早建成投产的项目是重庆电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前者用了两年时间，1952年开工，1954年建成；后者则仅用了一年时间，1953年开工，1954年即建成投产。实际建设的150个项目，绝大部分是在1952年至1957年间开工，在1955年至1962年间陆续建成投产的。在此期间，由于党和人民经济建设热情和干劲充足，再加上有效的政治动员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工程建设效益很好。大多数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并在这次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工韭建设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武汉钢铁公司于1955年8月开始施工。武钢的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先后有18个省（自治区）、48个城市、1000多家工厂为武钢制造设备和配件。铁道部专门改造车皮，为武钢运输直径为48米的高炉炉顶大钟；人民解放军也给予了支援，总参谋长粟裕亲自下令，派13架军用运输机为武钢运输建设用物资。
作为156项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1953年6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力争3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毛泽东还为开工写了奠基题词。7月15日，建设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的奋斗，终于将一座宏伟壮丽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在630公顷的土地上，工人们建造了37万多平方米的厂房，33万平方米的宿舍，安装了设备近万台，铺设铁路30多公里、管道8万多米。
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同样，作为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也是经过4年的建设，于1959年11月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与拖拉机厂同处一个城市的洛阳滚珠轴承厂，设计规模为总投资10700万元，年产轴承1000丌套。该厂1954年开工，1958年即建成投产，1959年即为国家生产轴承1100多万套、300多种型号，提前2年达到设计水平，其产量在1959年约占全国轴承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化学工业建设方面，1954年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开始施工（1958年建成投产），该企业建成后，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国内对青霉素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
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即：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和吉林电石厂，组成了全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基地－－告林化工区，也于1955年4月进入施工。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了3万多名职工，组成了一只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例如：为了把长达100公尺、重达100吨的硝酸排气筒安装就位，工人们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在地面上逐节焊接，单凭四介据点的卷扬机和推土机，就一次整体吊装成功并安装就位。广大职工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畏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仅用了三年半时间，就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染料厂和化肥厂，安装了亚洲最大的电石炉和一系列后加工设备。据有关资料记载，建设三大化，共挖了300多万土石方，用砖23亿块，垒起了40多万平方米的厂房和民用建筑；安装了3万多台设备、1万多吨高中压管道和管件；铺设了公里上下水管线。
全部工程一次试车成功，并于1957年10月25日正式投入生产，当年就为国家提供了7900吨染料和中间体、43万吨化肥和283万吨电石，生产品种达到37个。156项中惟一的轻工业项目佳木斯造纸厂，于1954年8月开工建设，1957年即建成投产。三年中完成了40万立方米土方工程，7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工程，近万立方米的砌砖砌石工程和4万米长的地上地下管道的铺设工程，比预定计划提前个月完成了这座综合制浆造纸工厂的建设任务。该厂年产6万平方米的铜网生产系统，建设时间仅15个月，年制浆54万吨和机制纸5万吨的浆纸系统，建设时间仅个月，从质量上看，土建和设备安装工程的质量都是优良。佳木斯造纸厂投产后一年，生产就达到了设计水平。它生产的产品，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的空白，大大减少了我国工业技术用纸和造纸用无端铜网进口的数量，供应了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近千家工商企业。
从1960年开始，机制纸、造纸用铜网、造纸副产品粗木素塔尔油开始出口，为国家提供了新的外汇来源。总之，以156项为中心的50年代工业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月最大的工业化浪潮，就156项中的民用工业106项工程来说，仅花了1560865亿元人民币，就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基础。
·6。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现
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特别是全国财经会议的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关系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开始从以共同纲领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制度，以逐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列入一五计划，由此中国几乎不停顿地再次进入一个经济体制剧烈变动时期。
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率先完成
当农业以个体经济为主体时，国家的计划只能是指导性计划，而且如果这个计划不符合市场规律时，就根本得不到贯彻。只要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即使合作社也会跟着市场走，围着价值规律转，而这与当时国家实行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计划是冲突的。因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始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产品，但是结果却以建立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而告终。
（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变化
1953年是实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各方面都想大干快上，增加投资，结果出现商业方面的公退私进（因国家资金从商业转到基本建设）、财政方面的修订税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方面的冒进（物资供应紧张，尤其是农副产品供求关系紧张）。上述因发展经济所导致的公私矛盾和工农业之间矛盾的紧张，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最终选择了苏联30年代曾经实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模式。
1953年因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过快而引起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使党和政府认为农业拖了工业化的后腿，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成为毛泽东和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
10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根据一五计划第一年即出现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局面和农业合作社取得的增产成绩，指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相适应，提出各级党的一把手要亲自动手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件大事，县区干部的工作重点要逐步转到农业合作化方面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条件，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同年底，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决议总结出初级社的十大优点，提出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要求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以适当的物资援助。
决议还要求到1954年秋，合作社应由1953年的14万个发展到358万个，即翻一番半。这个决议标志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重心已由发展巩固互助组转变为发展巩固初级社。虽然如此，就上述合作社发展计划来说，还没有违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还是比较适当的。但是由于中央实际上鼓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再加上年底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遂使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在基层干部中再次滋长要延，到1954年春，合作社已经增加到10万个，到1954年秋收前，又新建立12万个合作社，结果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大大突破了原定计划。
1954年4月，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根据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