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谭震林发言同意对农业的投资安排。负责国防的罗瑞卿在发言中也对削减军费开支表示理解，认为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邓小平最后总结肯定说：这次计划是按照新的方法搞的。还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搞不好，农业和国防也上不去。但是，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所谓计划按新的方法搞的，指的是李富春从去年起改进国家计委工作的三点意见。内容是：要把研究分析资料和典型调查相结合，选择十来个基层单位建立联系，进行摸底；在搞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对重大问题允许争论，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产生不同的几个计划方案。显然，大跃进时期由最高领导人一拍脑袋就定计划和指标的作法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痛感。
然后，邓小平又说：计划留有余地，也是一个方针问题，一切计算都要以低数为基础，年度计划可以在此幅度中进行调整。这是针对大跃进时期盲目追求高指标而发。他特别说到粮食问题：粮食产量，能够达到四千三百亿斤，按照八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五百五十斤，就可以过了。当前，人们的面色大有改变，说明生活向好的方面转。
一般来说，营养够了。邓小平说：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最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决定：将这几个本本印出来，向刘少奇、毛泽东汇报，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补充。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不时频频发问。
当汇报到钢只搞质量好并合乎需要的产品时，毛泽东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又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一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李富春说，计划存在一些矛盾，要平衡处理。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入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毛泽东的屁股比喻，显然和李富春以前说的不一样，是指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
汇报到邓小平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
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量稳产农田的主张，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最后，毛泽东强调说：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要采取像一波同志所说的赶猪办法，走一百里路，是越赶越壮好些，还是越赶越瘦好些？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做得好些，要保持下去。搞经济建设也是一样，越走越急，行么？还是要少而精，而且要打歼灭战。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祭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陈玉梅、大寨陈永贵的精神。这次汇报，毛泽东的思路和邓小平等人有着一些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虽然毛泽东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些意见，但总的看法是一致的。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三五初步设想。5月18日，李富春作说明指出：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四亿五千万亩旱涝保收农田，治理三河，保证大江、大河、大水库的安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国防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到1972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工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发展为农业和生活服务的化肥、化纤工业，增加农业和国防急迫需要的品种，发展新技术。交通方面，铁路要首先加强旧线，新线主要是修通川黔、滇黔等干线。
按照这个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如张家口一白城子、成昆、湘黔线，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酒泉、攀枝花这两个毛泽东特别予以重视的后方钢铁基地的建设，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最后，李富春着重说明了这个计划中存在的矛盾，实际就是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投资相对不足的问题二、国际风云变化使毛泽东改变计划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对三五初步设想安排不满意。会议进行中的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有些动气地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逋，我就骑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第三线的指示，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都陆续讲话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这个计划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周恩来说：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他批评三五初步设想说，这个屁股问题，是由两个拳头而来的，是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过长等问题。对三线建设，哪些要办，哪些放在第二位，要考虑，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刚才小平同志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差五十亿、六七十亿。搞攀枝花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有牵动。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差几十亿，我们有一千亿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别的方面下降得不多嘛。酒泉是放到第二位的。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也是放到第二位的。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三五初步设想安排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基础工业的建设。因为国民经济形努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首先，他明确地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再次强调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追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这是对李富春领导制定的三五初步设想指导思想的批评。
其次，他严厉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的结论是：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是对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的批评。
他实际上排出了两种先后次序。1制定计划的依据，要以农、轻、重为序，从能生产多少粮食出发，而不是从要计划生产多少钢铁倒推。2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三五初步设想的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再兼顾国防的需要，然后从这两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投资次序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毛泽东原来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抓战备的，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北京与各大区书记谈话，他激愤地斥责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后，又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四年了，就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