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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努力苦撑，手紧抓着桌沿，大声呼喊：“上帝，慈悲的上帝，请帮助我！”几天来的冗长讯问和警官绘声绘色的述说，终于让保罗说出，他想起来了。一开始他还语带迟疑，口中还念念有词：“上帝，亲爱的上帝！”接着他说，他的记忆开始恢复了。就在侦讯室里，保罗首度承认强暴了两个女儿。他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还提到自己参与邪教长达十多年。想像突然化为事实，仪式过程都历历在目。他边讲边哭，最后判刑入狱。
洛夫特斯得知保罗的案件及其接受讯问的情形后，觉得事有蹊跷，应该深入探究。于是她联络友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与教派研究专家奥夫希（Richard Ofshe）。奥夫希曾去监狱探视过保罗，他和洛夫特斯都是研究暗示的专家，都努力揭露过许多看似真实的虚假事件。奥夫希告诉保罗，他的儿子和女儿指控，曾被迫在他面前性交。保罗瞪大眼睛，说：“我对这件事没有印象。”他一开始就这么说。奥夫希说：“试着回想看看，想像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叫保罗回牢房。奥夫希随即离开。
两天后，奥夫希再度前来探视保罗。到此为止，整个过程都和洛夫特斯“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情境如出一辙：先给予暗示，等候一两天。此时保罗已经根据奥夫希捏造的事件写出了一整篇自白。保罗不仅承认曾强迫儿女当着他的面性交，连房间颜色、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等细节都进行了详尽描述。奥夫希与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提出这些例证，质疑保罗曾遭人误导，才承认犯下这些罪行。他太容易受影响，所以什么事都招认。事实上，他们后来告诉保罗，奥夫希所言纯属虚构，保罗也推翻了先前信以为真的记忆，但为时晚矣，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多年，只因为想像力太丰富。
洛夫特斯从保罗的案件中得知，人类无中生有的倾向相当强烈且影响广泛，甚至可以凌驾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之上。→文¤人··书·¤·屋←我们捏造故事不全是为了帮自己洗脱罪名，而是一种必然的反应或是难以抗拒的欲望让我们不计代价地这样做。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所以采取某种说法，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因此成为罪人。
洛夫特斯睡得越来越少。她的论点逐渐完备成形，证据益发充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只要一点儿暗示，便可创造出虚假的记忆，这些暗示可能来自你所信赖的家人，也可能是他人的谎言，或是你的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植入虚假的记忆，却无法断定这段受性侵害的儿时记忆是否属实。记忆可以轻易扭曲编造，因此对于自我探索之类的书籍或某些治疗师提出的若干建议，我们应该审慎看待。”这段话实在隐晦难解。不过，洛夫特斯稍后的另一篇文章则更直截了当：“我们身处一个诡异危险的世界，排斥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当年迫害女巫的翻版。”
洛夫特斯开始学射击，至今还把射击要领与靶纸贴在书桌前。1996年她接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采访时，曾两度落泪。她不改平日的夸张诙谐，畅谈事实与想像间的模糊界限。她是坚持信念还是偏执极端，是情感丰富还是夸张做作，我们很难分辨。洛夫特斯说：“这和迫害女巫没有两样。”然而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不仅没能强调时代背景，更凸显她的紧张不安。洛夫特斯似乎忘了，迫害女巫本质上就是对女性的侵害。记忆还是很重要的。
和洛夫特斯谈话，你能感受到她的豪情壮志，她总是精力充沛、情感热烈。让人不禁想问，这些力量从何而来？尽管洛夫特斯最痛恨他人提及过往，但我还是开口了。
你发生过什么事吗？说来话长！洛夫特斯的父亲是位数学家，她从小不知何谓父爱，但只要是有关数学的，不管是三角形的角度、圆周的长度，甚至是艰深的微积分，父亲都会教她。母亲比较温柔，也较情绪化，常会陷入忧郁。洛夫特斯谈起这些往事时，语调中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她说：“我现在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了。不过时间地点如果对了，我也许会哭出来吧！”我有点怀疑她所说的话，她看起来没那么脆弱，不像会轻易感伤掉泪，况且她满腹心思都用来研究别人的故事了。
洛夫特斯回想起，有天父亲带她去看表演，开车回家途中，月亮好像钟表高挂天空，时间缓缓流逝，她听见父亲说：“你妈妈有点问题，她不会好了。”她父亲说对了。洛夫特斯14岁那年夏天，母亲在自家游泳池里溺死。他们发现她时，她脸埋在水中。那时天刚亮，朦胧天色带着些许红光。洛夫特斯还记得当时自己吓呆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医护人员把氧气面罩盖在母亲脸上。洛夫特斯说：“我很爱她。”我问：“是自杀吗？”洛夫特斯说：“我父亲认为是。每年我回家过圣诞节，我弟和我都会想到这件事。但没有人知道真相。”她停了一会，又说：“那不重要。”
我问：“什么不重要？”她说：“是不是自杀不重要，因为事情总会过去。”除了话筒沙沙作响，我没再听见任何声音。我问：“你还在听吗？”她说：“噢，我在听。明天我要去芝加哥，有个死刑犯等着我去拯救。我要出庭，有工作真好。”我说：“你一直都在工作。”她说：“不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
究竟是压抑还是虚构，谁能说得清
洛夫特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她与最高法院法官的合影，旁边有一张黛米·摩尔的照片，不过脸部被贴上了洛夫特斯自己的照片。她说：“我想要大腿细一点。”访谈结束前，我不仅知道她穿几号鞋，连她的胸围、罩杯都一清二楚。她不拘小节，平易近人，也许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放眼当今心理学界，似乎只有她能够纵横学术领域与普罗文化。她上过奥普拉（Oprah Winfrey）、萨莉·拉斐尔（Sally Jesse Raphael）等人的当红谈话节目，她的文章不仅出现在《魅力》（Glamour）等时尚杂志上，也刊载于学术期刊《心理学及其本质》（Psychology and Its Neural Substrates）上。难怪有人对她如此反感，如，记忆受到质疑的受害者。为什么她想在这些领域出名？她的观点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洛夫特斯不只谈论记忆内容，也探讨记忆是否真实，人类能否拥有纯粹无伪的记忆？她让我们明白，过去犹如繁复多变的织锦，每个人都能挥洒创意，任意拼凑自我形象，不管与现实的落差有多大。她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存在的深不可测，显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记忆随时间推移而消磨，难以持久。严格来说，信息一传到海马回，印象就开始消褪了。洛夫特斯让我们全成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尽管大脑还未萎缩，记忆却已经衰退。
洛夫特斯认为记忆松散易变，并不可靠。这与长久以来深植人心的观点以及精神病学的理念相悖。我们引用弗洛伊德对压抑的解释，他宣称我们能掌握过往的点点滴滴，记忆清楚分明，只要详实叙述，就可以映照出生命真相。洛夫特斯却说，我们掌握的一半是幽微梦境，一半是虚构故事，全然不可信。她刺中了弗洛伊德的要害。心理学宗师沦落至此，我们无法接受。
于是生理学家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上场应战，他找出生物学上的证据，支持弗洛伊德压抑记忆的说法。彭菲尔德掀开癫痫患者的头骨，先以带电的探针碰触其脑部组织，此时病人意识清醒。彭菲尔德发现，只要碰触大脑特定区域，似乎就能唤回所有记忆，小孩站在石墙边大哭、对母亲的印象、泛黄的影像，所有记忆鲜明清晰，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彭菲尔德的发现鲜为人知，但他以带电探针刺激脑部的做法，且主张脑部特定区域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记忆，却对文化影响深远。洛夫特斯对彭菲尔德的评价是：“资料显示，只有3％的病人在探针碰触脑部时产生记忆，再者，他们的记忆是确有其事，还只是梦境的残留都还有待商榷。”
“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获得了惊人的结果，后续也有多项研究成功地证实了可让被试相信虚构的创伤经验，如，遭猛兽攻击。洛夫特斯决定挑战记忆受到压抑的理论。她认为许多压抑的记忆不足信，因为我们可能是受自助类书籍或心理治疗师的暗示的误导。她更进而质疑，根本没有压抑这种心理机制或现象。洛夫特斯想：“怎么能证明压抑确实存在呢？”要证明太阳是否存在，抬头一望就看到了，阳光照射会让人感觉灼热。但洛夫特斯说：“可是我看不见压抑，证明给我看！”没人能做到。
工作中的洛夫特斯
洛夫特斯继续探索。也许压抑作用也被压抑封存在某处，也许拨开覆盖其上的尘土就能看见它如何发挥作用。洛夫特斯查看数百篇相关研究，试图证实受害者会一度全然忘记受创的遭遇，把记忆贮存在脑海的某个角落，若干年后受诱导而又浮现。然而她却遍寻不着实际个案，也没有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来发现人脑特定部位能专门贮存受压抑的记忆。她甚至还发现，以往的研究结果都与当时许多受害者恢复记忆的经历完全相反。多数创伤受害者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遭遇。例如，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忘不了集中营里的生活，坠机事件的生还者一再想起飞机坠落的瞬间，即使事故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幸存者年事已高，但他们的记忆依然清晰。
洛夫特斯也许是对的，她也引用这些研究印证自己的论点。不过她忽略了一件事：这些创伤经验不同于性侵害的创伤。性侵害受害者往往将创伤隐藏在心中，伪装成若无其事。我抛出这个问题，洛夫特斯回答：“如果私密是压抑的要素，为什么性侵害他人的记忆不受压抑？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事呀！”
我问：“你需要哪些证据，才能相信记忆确实会受到压抑？”她说：“很简单，眼见为实。”但这一点儿也不简单。赫曼对我说：“你自己也研究心理学。你该知道，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压抑的存在。”事实上，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学者沙克特（Daniel Schachter）也提及，一名40岁男性脑中不断浮现10岁时被一群男孩包围攻击的景象，最初他不胜其扰，后来他终于想起与这事件相关的细节与受性侵害的创伤。一名当时也在场的表亲证实确有此事。所以至少有实例显示压抑记忆确实可能。不过，沙克特也写到：“目前还未找到有力的证据能证明，童年长期受虐或侵害的受害者在经历创伤后会立即忘记受虐经验。”
对创伤的记忆，真的刻骨铭心吗
洛夫特斯小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她日记本的封面是鲜红色的，内页画着淡蓝的格线。她知道母亲有时会翻阅她的日记，于是想出巧妙的办法来维护隐私。母亲能够接受的事，她就写在日记里，至于不想让人知道的，则写在另一张纸上，用曲别针夹在日记本里。如果她感觉母亲有偷窥的意图时，就把那张纸藏起来。洛夫特斯称之为“可移除的真相”。
洛夫特斯将记忆比喻为可移除的真相，批评者认为她引喻失当，尤其不适用于创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