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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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中①所说的确属真实——（一）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②的善德善行，而（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③。又，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

　　　　④——极富、极贫和两者之同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视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⑤，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对于城邦常会酿成大害。又，人们倘使赋有

　　　　①参看《尼伦》卷一１０９８ａ１６、卷七１１５３ｂ１０、卷十１１７ａ１２。

　　　　②所谓“免于烦累”

　　　　（）

　　　　，是说一个人具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既无物质困乏之虞，亦无财富之累；又身体强健而无疾病之累。

　　　　③亚氏的所谓“中庸”是一般品德和各别品德都没有过无不及；例如人在遭逢危险时，或表示狂妄，或显露懦怯，都不是中庸，惟有勇毅才合于中庸。

　　　　④章七至九从政治结构方面论共和政体，本章由社会成分论共和政体。这与章四章五从政治结构论寡头和平民政体，章六则由社会成分立论，行文程序相似。

　　　　⑤季芳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疏》（Ｃｏ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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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ｌ。

　　　　ｏｐ。

　　　　Ａ）和《苏校》，认为此短语是后人的边注，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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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多的善业或物资——如体力、财富、朋从以及其它相类的种种——就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这种缺点在他们幼年时的家庭生活中已经可以见到；在奢纵的环境中长养起来①，不知道纪律为何物，他们在讲堂内和操场上也从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另一方面，那些缺乏善业和物资的人们则又太卑贱而自甘暴弃。于是，我们在这一端所有的人都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就全像是一群奴隶；而在另一端，所有的人却又只愿发号施令，不肯接受任何权威的统治，就全像是一伙主人。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看妒恨的心理。一个政治团体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然而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其为社会；如今仇恨代替了友谊，人们就是行走也不愿取同一条道路［更不必再说要结成社会团体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②。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③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中产阶级（小康之家）

　　　　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

　　　　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

　　　　①参看卷五１３１０ａ２。

　　　　②普鲁塔克：《七哲会语》ｘｉ说，在最好的平民城邦中，公民无大富，亦无赤贫。

　　　　③参看２—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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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凱视。

　　　　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我们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祷文①实在出于至诚：“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

　　　　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

　　　　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随后，我们在讨论到政体的演变（革命）时当说明中庸之道有助于政治安定的原因②。

　　　　这是很明显的，［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

　　　　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大邦一

　　　　①福季里特（Ｐｈｏｃｙｌｉｄｅｓ）的祈祷文见伯格编：《希腊抒情诗人集》，“福季里特残篇”

　　　　，１２。福季里特，公元前第第六世纪诗人，雅颂作家。

　　　　②似指卷五１３０８ａ１８—２４等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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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是党派较少，就因为大邦内中产公民较多。反之，小邦的人户常常分成两个部分（阶级）

　　　　，全体或几乎是全体非穷即富，中间阶级就不存在或少得微不足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①。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这也可作为中产阶级实属优胜的一个例证：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家庭（中等公民）。梭伦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的诗篇明白说他的家道小康②；还有莱喀古士，他就不是一个王族，有人说他裔出王族③，实属不确；还有嘉隆达斯以及其它大多数的立法家也都同样是属于中产阶级（中等公民）。

　　　　由以上所作的这些说明，我们也可推想到世间为什么［共和政体很少出现，而］大多数政体或是平民或是寡头的原因。第一，在大多数的城邦中，中产阶级一般是人数不多的；

　　　　①参看卷五１３０２ａ８、１３０７ａ１６。

　　　　②梭伦出身于中产家庭，参看《雅典政制》ｖ，普鲁塔克：《梭伦传》１、１４。

　　　　伯格辑“梭伦残篇”１５，自己说“家非巨富”。

　　　　③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３、《梭伦传》１６，说莱喀古士是斯巴达王族；《克里奥米尼传》（Ｃｌｅｏｍｅｎｅｓ）１０，则说“莱喀古士身非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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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产者们和平民群众①两个对立部分，其中任何一方倘若占了优势，他们就压迫中产阶级，把政治制度拖向他们自己所主张的方向，或者树立平民政体，或者建成寡头政体。第二，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了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的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第三，应归咎于希腊两个称霸的大邦［雅典和斯巴达二②。

　　　　两邦都坚持自己的政体：一个往往指使它所领导的各邦组织平民政体，另一则就其势力所及而树立寡头政体；两邦都只顾本邦的便利而忽视各个属邦的公益。由于这三个原因，中间性质的混合形式政体就永远不能成立，或至多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

　　　　自古以来，处于［希腊］领

　　　　①“德谟”

　　　　，本义为“乡村”或“坊社”

　　　　；其第二义为“平民［群众］”

　　　　，即坊社居民。本书所用这个词的第二义时有小异：此处（１２９６ａ２５）与“有产者们”相对，当为“无产者”。

　　　　１９７ａ１１等与“饶于资产的富人”

　　　　，１３０４ｂ１等与“富室”相对，当为“薄于资产”的“贫民”。

　　　　１２７４ａ１２等与“高尚人士”相对，卷六卷七常常与“贵族（显贵之士）”相对，当为“平民”。

　　　　１３０５ｂ３，“平民”亦别于“重装兵”

　　　　，当为第四级民众，但通常，重装兵亦为坊社居民。

　　　　１２９１ｂ１８，“平民”这词包括艺工和商人，而１２７８ａ２４说“艺工”往往致富，则“德谟”也并不完全是“贫民”。

　　　　“德谟”有时亦作“群众”解。

　　　　１２９０ｂ１７，德谟为“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邦内多数的人们”。

　　　　②参看卷五章七１３０７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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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地位的人士中，只有一人①曾经听从忠告而乐于让各邦组织这样的政体。至于现在，各邦积习已深，大家谁也不再注意到平等公正的体制，只是凭借势力所及，发挥着统治的权威，一旦失败，就俯首听命于战胜它的敌国了。

　　　　经过这些论述，［对于大多数城邦］应以什么作为最好的政体卫及它所以成为最好政体的原因，大家都可明白了。最好的政体既已肯定，对于其它各政体——包括我们前面曾经叙述的②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各个不同品种，——就不难按照它们各自的品质或高或低，价值或大或小，而一一安排其为先为后的次序。依通例说，不问各邦的特殊情况怎样，凡是和最好政体愈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③，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这里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特殊情况”这一点，因为有些政体的真正价

　　　　①各家校注或译注大多揣测这“一人”当指雅典在纪元前４１１年间党争中的温和派领袖色拉米尼（Ｔｈｅｒａｍｅｎｅｓ）

　　　　，他倡议以政权归于五千重装兵（公民－战士）而建成平民和寡头之间的混合温和政体。重武装必须小康之家才能制备，也必须小康之家较多闲暇可进行重装兵训练。参加公民大会者限于重装兵，则政权基础就在中产阶级。

　　　　《修昔底德》ｖｉ９７，曾称这种政体为寡头和平民主义的合流。

　　　　但色拉米尼只能称“雅典领袖”

　　　　，这里所云通常指称“希腊领袖”

　　　　，这同色拉米尼地位不符。巴克尔译本１６４页，章末长注另拟这“一人”为安第帕得（Ａｎｔｉｐａ－ｔｅｒ）

　　　　，亚氏在雅典吕克昂学院授徒著书时安第帕得为马其顿摄政，总督希腊各邦军政，可能听受亚氏劝告而主张共和（混合）政体。但安第帕得促使雅典削减公民人数、限其名籍为九千人、建立中间式政体一事见于公元前３２１年，时亚氏已卒。故以此指安第帕得，也不尽符合史实。

　　　　②见本卷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