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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着，站起身来，拉着我。我们进了厨房，迎面吹来一阵烟幕。“亨利，我刚才说过，我们让他们吃一惊。”说着，他煽了煽烟。在厨房桌子的另一头坐着莫娜和那个我在相片上见过的长发神秘人物。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太太和她的朋友。”
“海伦在哪儿？”
“回东京了。她俩是代替品。”他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圆滑地挤了下眼睛。
“克罗姆韦尔一会儿就来。”他说，“你可得谢谢他。”
莫娜和她的情人正忙着打纸牌，连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她们好像玩得挺欢的，那个蓄长发的陌生人是双重关节，她留着漂亮的小胡子，结实的Ru房，穿着紫罗兰色裤子，梳着两条金色大辫子。指尖长得很怪，她俩过一会儿就用针刺一下对方。
“不错的一对儿，”我评论着，“她们是从海玛贝特来的吧？”
“把这留给克罗姆韦尔，”乔治·马歇尔说，“他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他话音未落，门上有人敲了一下。
“他来了。”乔治·马歇尔说，“他总是很准时。”
门悄声地开了。进来了一个头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的人，这根本不是克罗姆韦尔，‘而是疯子谢尔登。我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谢尔登正坐在桌子旁边玩牌呢。他已经把绷带拆下来了，血从他后脑勺的一个小黑洞往外一滴一滴地淌着，从他雪白的衬衣领子流到背上。
我觉得我又要晕过去了。可是乔治·马歇尔感觉到了我的狼狈样子，迅速从他西装背心口袋里掏出个小玻璃塞，把它塞进枪洞里，血不流了。谢尔登开始高兴地吹着口哨。那是首波兰摇篮曲。他时不时地跺着地板打拍子，他还常哼几个音节，那么轻柔，好像他是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妈妈似的。他又吹口哨又呼歌之后，又开始唱犹太圣歌，前后摇着脑袋，用假声悲哀地唱着，呜咽着，哭泣着，祈祷着。他还用令人惊愕的男低音有力地唱着。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他像着了魔似的。突然，他变了个样子，赋予他的声音以金属般的音色，好像他的肺是用金属做成的似的。
他现在是用印地语在唱、醉醺醺的调子里充满了血淋淋的誓言和猥亵的诅咒。“Di e Hutzulies，farbrent Soln sei wern…… Die Merder， geharget soln sei w ern…… Die Gozlonem，unzinden soln sei sich……”他的声音越唱越高，尖锐刺耳。“Fonie—ganef，a miese meshine of sei！”一边唱着，还一边尖叫着，唾沫四溅。他站起身来，开始像个伊斯兰教托体僧那样转起圈来。“Cossaken！Cossa ken！”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跺着脚，一股鲜血从嘴里流了出来。他的动作稍微慢了下来，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兜里，拿出一把象牙柄小刀。现在，他越转越快，嘴里还不停地尖叫着“Cossaken！Hutzulies！GO－zlonem！Merder！Fonie—Ganef！”
他不断地拿小刀刺自己，刺在胳膊上、腿上、肚子上、眼睛上、鼻子上、耳朵上、嘴里，直至他全身血肉模糊。突然，他停了下来，卡住那两个女人的喉咙，使劲儿把她们的头撞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好像她俩的头只不过是两只椰子而已。接着，他解开衬衣扣子，举起警笛，使劲吹了起来，那声音把墙上的灰都震了下来。听到这声音，爱克塞斯剧团的另外十个人涌向门口。他们正要穿过门洞的时候，谢尔登一把抓起手枪，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射倒了，嘴里还兀自尖叫着……
只有乔治和我还活着，还在喘气儿。我都吓瘫了，一步也挪不动。我们站在那儿，背靠着墙，心想：这下该轮到我们了。谢尔登跨过地上的尸体，好像它们只不过是伐倒的木头似的。他慢慢朝我们走过来，举着枪，用左手解着裤子扣子。“你们这群讨厌的狗！”他用波兰语说着，“这是你们祈祷的最后机会了。在我把尿撒到你们头上的时候，赶快祈祷吧！但愿我尿出来的血会灼烂你们的心！现在，叫你们的教皇、你们的圣母玛丽亚吧！叫那个骗子耶稣基督吧！你们早该发臭了，该死的异教徒！放你妈的屁吧！”他那血红的尿浇在我们身上，像硫酸一样灼伤了我们的皮肤。他刚一尿完，就砰地朝乔治·马歇尔放了一枪，尸体像一堆粪似的倒在了地上。
我举起双手，大声叫，“停！”，但是谢尔登已经开了枪。我倒向地上的时候，开始像马一样嘶叫起来。我看见他抬起了脚，接着他朝我脸上踢了一脚。我翻了个身，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只不过是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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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摆脱那场恶梦的影响，那是几天以后的事。尽管我什么也未告诉莫娜，可是，从某种神秘的角度来说，她已受到了影响。我们处于难以名状的沉闷与沮丧之中。我希望看到谢尔登露面，梦中早已见到他，可是，我们既看不到他人，也看不到他的影子。接着，我们收到他给奥玛拉寄来的名信片，告诉我们他在阿什维尔附近，那儿很繁华，还说，待一切都安顿妥当之后，他就立马通知我们去。
在无限沮丧的情绪中，莫娜在一个叫蓝鹦鹉的破山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她从一个新的崇拜者托尼·莫利尔那儿了解到，那个叫密尔沃基的百万富翁不久会来到这个小镇。
“托尼·莫利尔是谁？”我问。
“是一个卡通画家，他曾是德国骑兵部队的军官。他是一个真正的才子。”她回答说。
“别在乎后来的。”我说。我仍然处于忧郁中。要能引起我对其新的崇拜者中的一个家伙的兴趣就不是我了。我情绪低落，我宁愿这个样子呆到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就连文力·弗尔对我来说也是多余的。除了饥肠辘辘外，我没法把精力集中在别的事儿上。
毫无疑问，我得去找找我的朋友。当我心情不好时，我很少去看别人，甚至是好朋友。
我自己去淘金的几个想法源于我的低劣的道德。仅仅因为五块钱，与我有联系的最后一个人路德·格林也切断了我的财路。想想他差点儿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也没有想缠着他的意思，但是，突然在地铁站碰见他，我想，也许偶然还能沾点儿光。我出的错在于不该在他没完没了的高谈阔论中间打断他。他一直在跟我说，他通过学习基督教义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保险公司的行销员）。
他一直把我看作无神论者，但是他现在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用基督伦理方面的实际证据来说服我了。由于极度的厌烦和固执，我只是冷漠地听了一会儿，没有吱声，但是好几次都想朝他的脸笑。快到站时，我打断他的长篇大论，问他可否借给我五块钱。我的要求准使他非常生气，因为他已怒不可遏了。这一次，我再也忍不住——对着他的脸笑了起来。我立刻想到他会抽我的脸，因为他面无血色，像铅一样，嘴唇发抖，手指不自觉地扭在一起。他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他最终获得了成功，我就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是一所慈善机构？是的，圣经上说：“问，它就会给你，敲门，它就会为你开门。”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人们会放弃工作而沿街乞讨。他说，“上帝会照顾我，因为我会照顾我自己。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但是，我并不是乞求主把钱塞进我的口袋里，而是祈祷主保佑我的工作！”
这当口，他缓和了语气，说，“你似乎并不理解，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告诉他说，我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我所在乎的是——他是否愿意借给我五块钱？
“亨利，如果你是这种态度，我当然不会借给你。你首先得学会把你自己与主的仁慈联系在一起。”
“滚你的蛋！”我说。
“亨利，你已经陷入罪孽与无知的苦难之中。”为了安慰我，他使劲拽住我的胳膊。我把他甩开了。我们沿着街道走着，彼此都缄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语调极尽温和：“我知道忏悔很难，我自己也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与意志与力量搏斗，亨利，我最终得到了上帝的指引。上帝告诉我怎样祈祷，我就怎样祈祷，我日日夜夜地祈祷，甚至与客户交谈时我也祈祷。上帝对我的祈祷给予回答。就这样，出于宽容与仁慈，上帝饶恕了我，使我浪子回头。亨利，你看，去年我仅仅挣了一千五百块，今年，今年还未完，我已挣了一万块，这就是证据，亨利。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无法抗拒这种逻辑！”
尽管我忍俊不禁，我还是听着，心里想，我随他说教，没准儿，我还能借到十块钱而不是五块钱。
“亨利，你不会挨饿的，是吧？”他突然问道，“因为如果你挨饿，我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弄点儿吃的。也许这就是上帝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方法。”
我告诉他，我还不会落到饿倒在大街上的地步。我的意思只是一种可能性。
路德用一种习惯性的敏感口气说，“这就好，你所需要的不只是食物，而更需要精神食粮。一个人如果有了精神食粮，他就不需要普通食物了。请记住，上帝每天总是提供充足的东西给我们，即使是有罪的人也一样。他观察麻雀……你早已忘记了这些教义，对不对？——我知道你父母把你送到星期日学校去……他们使你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帝自始至终在照看你，亨利……”
“上帝，”我在问自己，“这到底要持续多久？”
“也许你还记得圣保罗的使徒书？”他还在说，由于我给了他一个没表情的表情，他就从上衣的胸部口袋里费劲地掏出一本老掉了牙的《旧约全书》。他停下来，开始翻这本破玩艺儿。
“不必再麻烦你把它从我的记忆里挖出来啦，”我说，“我得赶回家啦。”
“那就好，”他说，“我们与上帝同在。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圣经》里的玑珠之言更重要了。记住，亨利，上帝是我们的最大安慰者。”
“但是，倘使上帝不回答祈祷者的乞求，那怎么办呢？”我问。我问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到他的回答，而是打消他再去找圣保罗的《使徒书》的积极性。
“上帝总是回答那些寻求上帝帮助的人的。”路德说，“也许是第一次不回答，抑或第二次也不回答，但是，终究会回答的。有时候，上帝首先要试探一下，看看是否值得回答。他要对我们的爱心有把握，对我们的忠贞有把握，对我们的虔诚有把握。如果我们需要的东西只需乞求一下就掉到我们的衣兜里，那岂不是太简单了？
现在会这么简单吗？“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不这么简单呢？上帝能做所有的事情，不是吗？”
“总是合情合理的，亨利。总是根据我们的优点。不是上帝惩罚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惩罚自己。上帝的心总是向那些渴盼他出现的人开放，但这必须是真正的需要，在上帝给予他的爱心之前，这个人必定是失望的。”
“对的，我现在已经非常失望。说实话，路德，我现在非常缺钱。如果一两天之内不发生奇迹，我们将被赶出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