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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我们来唱那支找朋友的歌吧。”福莱彻恳求道，我们一起哼了起来，但尽量压低声音，唯恐惊醒劳拉。
“不必为她担心。”福莱彻说。
“她睡着时像一个天使，其实她就是一个天使，我很清楚她为何如此，她与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有时我想她之所以如此，是上帝赐予的。”
福莱彻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都收藏在一个大箱子里，还算不赖，至少他是一个国际象棋好手，年轻时他曾游遍整个欧洲——巴黎、慕尼黑、罗马、布拉格、布达佩斯、柏林，还曾荣获一些奖项，小有名气。
“如果能复生，从头再来，”他说：“我就要周游世界，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去西方？那里有更大的空间。”
那晚，我们睡在福菜彻的工作室的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内德与我去了报社。三言两语我就被打发掉了，而内德却得了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其实，这活儿还是我来干。
我们只有勒紧腰带，一心一意等待发薪日。只剩两个星期了。
当天，奥玛拉带着我去找一个爱尔兰牧师，曾有人向他提供了地址。开门的修女态度十分冷淡，进了院子，我们看到，那位好牧师正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奥玛拉上去搭讪，作为回应，从神父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中，喷出一股浓烟。“快走开，别捣乱。”神父屈尊甩出这么一句。
晚上，我独自徘徊，路过一个犹太教堂时，听见里面正在唱赞美诗，优美动听，就走进去，坐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礼拜一结束，我就走上前，强拉住神父。我想说：“神父，我的处境很糟糕……”可他脸色阴沉，全无一丝笑意。我简述情况，求他给些食物或餐券，如果可能，再提供一个住处，我还没敢说出我们是一行三人。
“可你不是犹太人吧？”牧师眯缝起眼睛，好像看不清我的相貌。
“不是，可我饿坏了，我是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不去天主教堂？”
“我去了，”我说。“再说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只是一个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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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勉强写了张字条，让我去找“救世军”，我立刻奔到那儿，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地方。
“能给我点儿吃的吗？”我恳求道。
我被告知，几个小时之前食堂就关门了。
“什么都行。”我对桌前的那个人仍抱一线希望。“有没有烂桔子，或烂香蕉？”
他诧异地看着我，无动于衷。
“能给我一毛钱吗？——就一毛钱。”我又恳求道。
他厌恶地掏出一枚硬币，扔给我，“现在滚吧！”他说。“你们这些无赖，趁早回北方去吧！”
我没有二话，转身就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卖报的，他脸上友善的表情令我鼓足勇气上前搭讪。
“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会！”
一会儿，我就从他那儿要来几张报纸，沿街叫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它们处理掉。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挣了几个钱。我奔国青年会，发现奥玛拉报纸掩面，正躺在大扶手椅上呼呼大睡。
“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说。
“好啊！”他一脸嘲讽。“咱们去黛尔摩良克。”
“是真的，我挣了点儿钱。可以喝点儿咖啡，吃点儿面包圈。”
他霍地站起来，抬腿就走，路上，我讲述了经过。
“我们去找他。”他说，“这家伙看来是个朋友。从泽西市来的？太棒了！”
他的名字叫穆尼，他匆匆干完活，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那儿，我还有一个沙发，总比监狱强。”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按他的指点，到报社后面去领一捆报纸。自然是穆尼垫的钱，大约有五十个孩子已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我推开众人，挤到窗前。
突然我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在爬。是一个小黑孩儿，想踩着我的脑袋去拿报纸，我把他弄下来，可他却从我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孩子们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很快我们领完报纸，行进在大街上，然而，让我开口叫卖真是比登天还难，我试着把报纸塞在行人手里，但收效甚微。
当穆尼走过来时，我正呆立在那儿。“卖报纸不能这样，瞧我的。”他转身挥动着报纸，嚷道：“号外！号外！全是……”我极力想听清这一特大新闻，可总是抓不住那几个关键字眼儿。我打开报纸，翻到头版，却根本没有什么头条新闻。其实，一条新闻也没有。
“随便喊。”穆尼说。“只要扯开嗓门，别总站在一个地方，要来回走动。如果想在下一版报上市之前把这些处理掉，‘就得抓紧时间。”
我使出浑身解数，走大街，穿小巷，一会儿又进了公园，而总共才卖掉三四张，我把报纸往地上一扔，坐在长椅上看池水中的鸭子嬉戏，所有的老弱病残都出来晒太阳了。公园好像成了老兵之家疗养所。一个怪老头向我借报纸，说是要看看天气预报，结果是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等在一旁，昏昏欲睡，报纸一送还，我就忙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还其崭新原貌。
我走出公园时，被一个警察叫住买报，几乎把我吓个半死。
等到下一版报纸出来时，我只卖了七张，我找到奥玛拉，他比我稍好，可也强不了多少。
“穆尼该失望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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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这块料，这是孩子们干的活儿，也适合穆尼这种人。”
“你说得对，亨利。”
我们又去喝咖啡、吃面包圈，总比没有好，抱着大捆报纸，走了半天，令人胃口大开，真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下午我们又碰到了穆尼，为我们的无能表示歉意。
“好了。”他说。“我明白，给你们五元钱，看能不能找点儿别的活干，你们不适合干这个。晚上我们在餐馆碰面好吗？”他一转身，匆匆跑了，还没忘记挥挥手。
“真是个好人。”奥玛拉说，“上帝！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找到什么活，走吧！”
我们昂首阔步往前走，一点儿也没考虑找什么活儿，怎么找。过了几个街区，碰见一个小伙子，向我们乞要一毛钱。
他是费城的矿工，像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吃了东西，我们开始交流思想，“怎么样，”他说。“今晚咱们去红灯区好吗？只要有钱买酒，就一准受欢迎。不一定非得和姑娘们上楼，反正那儿又舒适，又惬意——还能听音乐。总比在‘停尸房’强（青年会）。”
晚上，几杯酒下肚，他问我们是否已改变宗教信仰。
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解释说：“有几个家伙总在‘停尸房’周围转悠，想为教会争取几个信徒，甚至连摩门教也撒了网，遇到这些人，你就一脸天真，假装特别感兴趣。如果他觉得你上钩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蹭一顿饭，你们不妨一试，我已经干过一回，所以不灵了。”
我们在妓院呆了很久，姑娘们搔首弄姿，在面前走来走去，后来只得放弃。
“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朋友说，“得过且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模样不赖，是吧？”
我们品头论足，这些可怜的姑娘，看上去比救世军的女士们还修。她们嚼着口香糖，哼着歌，吹着口哨，竭力作出勾人魂魄、妩媚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两个打着哈欠，睡眼惺松。
“至少她们能填饱肚子。”奥玛拉说。
“是啊，也许吧！”朋友说。“我可宁肯饿肚子。”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被逼无奈……，如果我是个女的……没准我会挺而走险，不过我得做点儿准备，至少吃得胖点儿。”
“你要是这么想，”朋友说：“那你就错了，干这个无须很胖，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她呢？”奥玛拉手指一个肥胖的女子。
“她天生就那么胖，再说，还是个酒鬼。”
夜半，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开始惦记莫娜。自从我们离家，只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她不擅于写信，而且也不擅于表达，她只说，财产要被没收了，然后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