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回到开头了，我必须向你解释几遍，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
“那么让她学！”
“那你呢？你学了吗？”
“我以前过得不错，可你一出现，生活便完了，我不仅要照顾我自己，还要照顾妻子、孩子。”
“你太不公平了。也许你确实照顾了他们，但代价又是什么呢？你不想永远像以前那样生活吧？”
“当然不！但我最终会找到一条出路的。”
“最终！瓦尔，你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什么成就。斯塔西娅还只是个小姑娘，可是你瞧，她已经多有成绩了？”
“我知道，可她是个天才，……”
“哦，住口吧！像我们这样谈下去永远也不会得出个结果，你就不能忘了她吗？
她没有干涉你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干涉她的？难道我就不能有个朋友吗？你为什么要嫉妒她？公正些，好不好？“
“好，我们别吵了，但别再谈她了，好吗？我不会再说伤害你的话。”
虽然她从未明确表示不要我去“铁锅”，但考虑到她的意愿，我还是没去。我怀疑每天阿娜·斯塔西娅都花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阿娜休息时，她们总一起出去。
间接地，我听说她们去参观了博物馆、美术馆、村里艺术家的工作室，去滨水区游览。在那儿斯塔西娅做了几张船和地平线的素描，还一起去图书馆做研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变化对莫娜有好处，可以让她去想些新东西。她几乎不懂油画，很明显，斯塔西娅很乐意做她的老师，而且还偶尔提起她有意为莫娜画张画像。
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画过像，好像她尤其不愿为莫娜画像。
有些天，斯塔西娅会什么都不能做。她只平躺在那儿，像个婴儿一样地被人照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引起她的不适。有对，因为莫娜对她的某位崇拜偶像说了些愚蠢或不敬的话，那些小病就会被诱发，比如像画家莫迪里阿尼和格列柯，她是绝不允许任何人甚至莫娜说一句坏话的。她还很欣赏郁特里洛，但不崇拜他，像她一样，他是一个“失落的灵魂”，还处在“人”的级别上，但是乔托、格吕内瓦尔德这两位中国和日本的大师是处在不同的级别上的，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她的欣赏水平还不算太坏）！我猜想她不尊重美国艺术家，但约翰·马丁除外，她对他的评价是缺乏独创但有深度。几乎要使我喜欢上她的是她经常拿着她的《艾丽丝漫游奇境》和《道德经》。以后，她又加了一册兰波的作品，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仍出去遛弯，或坐在那儿装样子，时不时的，我会毫不费力地卖掉一套书，我每天只写四到五个小时，而且在开饭时总很乐意停工。通常，我翻阅卡片，挑选出一位住在不太远的郊区、新泽西的破房子或长岛上的有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人，我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消磨时光，一半是为了能不去写作。当我去那些肮脏不堪的地方时（只有发了疯的图书兜售商才会想到去那种地方），一些对我童年所热爱的地方的回忆经常会意想不到地印入我的脑海，这是联想的反作用规律在起作用。环境越平淡无味，这些不请自来的联想就会越稀奇、美妙。我几乎可以打赌，如果我早上去了哈肯萨克、卡纳西，或者斯塔腾岛上的破房烂屋，那么晚上我就会发现自己在希普斯黑德贝、布卢波因特或者波柯托潘格湖。如果我没钱做长途旅行的话，我会搭私人车，充分相信自己有运气遇见一位带着“和善的面庞”，并能在赌桌上帮我赢回饭费、旅费的人，我又在头脑里想象了，并不像以前那么兴奋，而是很平静的，像一名有大量时间和财力的记者。能让想象中的事发生是多美妙啊！在旅行时，我不时地遇见一两个偏僻的小镇。我会随便挑一家商店（是大商店也好，小铺子也罢，那没有关系），然后开始我兜售生意的游说，我根本不想做生意，也不是像他们说的“使技能不荒疏”，不，我只是好奇于我的话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我感觉我是从外星球来的人。如果可怜的受害者不愿再谈论我的活页百科全书优点的话，那么我就说他的语言。不另行安排它是什么，即使是僵尸也好。我经常发现我和一位与我毫无共同之处而志趣相投者共进午餐，离我自己越远，我越肯定我会有灵感，也许哪天，决定会在一个句子当中作出，然后我就逃走，去寻找那美好、确实存在的过去我知道的地方。问题是如何回到那个地方，并重新成为以前的我。一个充满惊奇的奇怪游戏！有时我像一个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回到我的房间。是的，有时我像小亨利，像他一样地思维、感受、行动。
经常在世界边缘与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她们俩，莫娜和“斯塔西娅”的形象会突然进入脑海：怀里抱着她们的木偶穿过村子或走过一家博物馆的旋转门，然后，我会压低嗓子对自己说奇怪的事。我会微笑着这么说：“我从那儿进去！”在暗淡凄凉的外围，在一群傻瓜笨蛋之中徘徊。我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关门时，我总有一个印象，门在我身后被锁上了，我必须寻找另一条回去的路，但是回哪儿去呢？
这两个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闯入的形象有些怪诞、荒谬。我看见她们两个穿着古怪的服装——斯塔西娅装着工装裤和一双土里土气的鞋，而“珍稀”女士则穿着她那飘逸的斗篷，头发技散着，像马鬃，她们总是一起说话，而且说不同的事；她们做奇怪的鬼脸和手势；她们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走路，一个像麻雀，另一个像黑豹。
每当我沉浸在童年时光里时，我不再是处在外部，处在边缘了，我在温暖的内部，像一只小虫在成熟的果子肉心里一样。我可能站在老沃特大街十四号安妮·麦肯的糖果铺前，我鼻子顶在玻璃上，看着那些巧克力包的“士兵”，眼里闪着光。
在我的意识里还根本不存在“世界”这个抽象名词。每一件事都是具体、真实、有特色的，但却不能完全描写叙述出来，我是这样，其它事物也都是这样，空间是狭小的，时间还不存在，安妮·麦肯经常靠在柜台上，把糖果塞到我手里，然后笑着拍我的头，夸我是一个多好的孩子，有时她也会跑到街上和我吻别，虽然我们只隔着几户人家。
当我感觉处在边缘而心境又很平和时，我希望有人能像安妮·麦肯那样对待我，也许我逃回童年那遥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去接受那块糖果、那微笑以及那让人发窘的吻别，我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心只想回到过去的人。他对过去曾给过他的东西记得太清楚；他从不考虑自己会去给予什么。这一世界正在以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变着质，可这一变质过程实际上是从一个人想到“这一世界”这个名词时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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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图书兜售商奇怪的想法，奇怪的漫游，在我的公文包里锁着能打开全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还有智慧，像离此只有四十英里之遥的温彻斯特一样。这世上没有比知识纲要更乏味的东西了。我一定是个傻瓜，在那里大谈马让第氏孔、红外线、每个细胞里的细菌。一个怀里揣着留声机的大傻瓜都会做得比我好，在地铁、无轨电车上阅读关于普鲁士创立者普鲁斯特的文章简直是在无益地浪费时间！不得已再看或者听那疯子说“憎恨自己的祖国，等着它被歼灭是多么美妙啊！”都比那要强得多。
是的，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假人、绷带和其它各类道具，而且我还经常携带一本书。这本书更如同囚犯在脚底的纹身一样，离我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而你却想吃饭了！”在沉闷的荒地里，这样的句子从书中出现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我会发现自己不断地把书砰然合上，像受了惊的山羊一样跳起来，大叫：“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便冲出去，也许是身在他们抛弃了我的沼泽边，或在乡下那无边无际的像书似的房屋的第一间边上，或在疯人院门口，没关系，总是那么反复着，头低着，颌部剧烈地动着，发出哼哼的声音，高兴地尖叫，反复地思索、发现、幻想，只是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句子。尤其是“你却想吃饭！”那半句。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觉是谁首创了这一美妙的感叹，我所知道的，而且确实有关的是我又重回了普鲁士；和我的同类们在一起。我完全被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深奥的问题所吸引了。
几年之后，我能回答吗？为什么上帝存在呢？可以说只在昨天，我才找到作者的名字，而且在同时，我发现了另一位当代作家，一位撰写他的祖国——伟大的俄国的作家，他说：“我们处于那些，这么说吧，那些只为了给世界上一堂课而存在的国家之列。我们不进入世界组织。”
但我并不想谈论昨天或前天。我要谈论的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时间，这种时间和其它时间一起，充满了我每日的空隙。
船和人的道路总是婉蜒曲折的，酒鬼们像行星那样按曲线行走，但没有目的地的人是在上帝存在的时空中，在只属于他的时空中行走，“现在，”——不可思议的字眼！它总在那儿。可以说是和伟大的创世者在一起，明白吗？好，现在是白天，让我们说：“你想吃饭吗？”马上，星星开始奏乐，驯鹿用脚刨着草皮；他们的蓝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飞快地穿过乃弗斯基景园。我正在通往内圈的路上，胳膊下夹着我的公文包，手里拿着一小包糖果。那是安妮·麦肯的礼物，一个严肃的问题刚刚提出：
“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
我总在这一瞬进入，现在我是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换句话说，是在上帝的时间里，总是在“现在”。听我这么讲你也许会以为我是路德教的成员——圣爱乐路德教。我不需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一开始就很合拍，我的特点就是非常坦率。我不赞成以给世界上课为目的的体制。它应该宣布学校放学了。
同志们正在休息。直到我下令，炸弹才会爆炸，我右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左边是安娜沙玛大帝，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凭借一些惊人之举脱颖而出的，我是唯一“没有公文包”的，我是一名外国人；我来自“边缘”，那就是说，我是从充满麻烦的地方来的。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被问题困扰了。……”（我总以这套话开头。）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我冷静地、自信地向四周看了看，“同志们，让我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到那世界范围的问题上——”
“那是什么？”安娜沙玛大帝大声问。
“那不过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会存在吗？”
在一片“荒唐！”、“垃圾！”声中，我心里感到很舒畅。因为我说出了深藏在内心的神圣的话；因为我无法去证明。我不得不去背诵我刚死记硬背下来的东西，我们聚在一起，并有权谈论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证据，证实了我们正在上帝面前晒太阳取暖。我又回到了那永恒圣殿。那个“食物”一词经常被提到的圣殿，我又回到了那儿，因为：
“而你却想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