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备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二十四节气的测算，依据的是太阳入射的角度，用太阳历作为历法，可以把二十四节气固定地每月的一两天内，可以免去繁琐的计算。还有，阴历每月30天，每年12个月，一个误差就在五天之久，用太阳历按一年365天计算，今后我们就不再用闰月了，每年里不会出现两个8月的尴尬——至少我们的农牧节不再为选日子发愁了。
还有，大家知道，太阳作为定位系统，可以确定东南西北和经纬度，选用太阳历，可以更正确地确定我们地经纬度。如此，我们渔民远洋航海的技术障碍就解除了。现在看来，远洋航海的技术障碍，除了在茫茫大海中如何定位外，还有一点是我们船帆的质量，上布制成的船帆经过海水浸泡，就发硬、变脆，风一吹就容易撕裂，渔民们每次航行结束，都要修补船帆，所以我们的船只航行不远。
此次南下，都是用绵缎作成地船帆，虽然耐久，但是过于昂贵，等文聘从大秦国回来，获得了大泰国帆布制作技术，再加上我们采用太阳历，更精确地对船舶进行海中定位，所有远洋航海的技术障碍就全部解决了，我们的渔民可以大大海中行的更远。”
刘备说到这，微微一笑道：“听说，江夏有一员水将也使用锦帆，被称作锦贝贼甘宁，看来他也发现了锦帆耐久的秘密。”
用阴历计年，误差太大，举例来说：两千多年来，关于孔子生辰年月日的争论就时起时伏，从来没有停止过。孔氏家族古学渊源，可是他们也无法算清当年哪诸如丁卯月、甲申月、癸酋月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甲申减去丁卯等于多少？甲子计年法50年一个轮回，甲申减去丁卯，得数可以是1，也可是民61，也可以是其它任何数字。
后来，孔氏家族让历学家对孔子生年月日进行了推算，根据史书《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孔子应该生于公元前5552年9月28日（公历，农历为八月二十七日）。而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推算，孔子应该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计算机发明后，经过漫长而庞大的运算处理，推算出孔应该生于公元前552年9月8日（公历，农历为八月二十七日）。可见使用阴历计算法，连我们至圣先师的诞辰，都无法确认。
刘备与众人聊天，兴奋得他有点睡不着觉，准备招呼众人喝点酒庆祝一下，都督府轮值的鲁肃姗姗来迟。一见他，刘备开玩笑道：“子敬，我等召开军议，你也敢迟到，正好，我们准备喝点酒，庆祝军议完毕。嗯，对你罚酒三杯。”
鲁肃一脸郑重，汇报道：“主公，朝廷八百里加急，圣上下达诏书，诏命主公出兵平叛。”
第五章 走向统一 第四十九节
刘备与众臣相视而笑，沮绶以手加额，连呼：“天意，天意！”
鲁肃奇怪的问道：“各位听到这消息似乎都很高兴，你们知道叛乱者是谁吗？”
沮绶、刘备微笑不语，田畴见二人神情豁明白：“袁术？是那个夺占孙坚玉玺的袁术？”
沮绶抚掌大笑，刘备边笑边忧心，沮绶、田丰退职后，军师（武相）中缺少了具备全局观念的人，田畴处事精细，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只能是个管家婆，统筹安排的能力不足，作为右军师远远不称职。
可是，官员任职期限制却又是中央政权抑制地方官员培植势力的必要手段，沮绶、田丰的退职将开创吏治的新时代，暂时的不方便，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田畴没有觉察到刘备神态有异，在鲁肃的惊愕中，他跳起身来，急问道：“他现在在什么位置？我记得去年年底豫州大荒，他在向淮南运动，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徐庶微笑着回答：“正巧，今年开春，他进入了扬州九江郡，刚好夹在庐江郡与徐州之间。陶谦身体不行了，几年来没有大动作，孙策当时正在攻击会稽太守王朗。袁术窜入九江，主城设置在寿春，那里刚好是两不管的地带，袁术因此得以存身。”
刘备得意的偷笑着：“寿春，他呆在寿春正合我意，子泰（田畴），抓紧制定计划。我建议此战全部动用骑兵，全部用游骑兵和弓骑兵。
江南炎热，北方的战马不一定适应。将士们披甲作战也容易中暑，我建议战斗单位最大为旅团，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我需要三个旅团的弓骑兵和三个旅团的游骑兵（格斗骑兵），再加上两个旅团的辎重运输骑兵，还需要一个旅团地匠师营负责维护、修理战具。
这样，全部的战力加起来是九个旅团，再补上一个旅团的童子军，凑成两个师团的人数，再加上一个师团的水军，这样的兵力足够了。”
田畴掐着指头计算了一下，建议：“还需调一个主力军团去连云港。以便震慑别有用心者。不，连云港不行，还要向南，最好在长江口建一个城堡，驻扎一个军团。可以顺道保护我们的退路……有了，退伍兵会社在那里有一个船坞，就以保护船坞的名义调近卫师团进去。”
田畴与徐庶交头接耳的商议着。随后他们又招过周瑜，在地图上指点着、比划着。
后世有一条著名地企业管理理论：“巴西鱼效应”（国内常误译为：鲶鱼效应）。此理论论地是：一个老人以打鱼为生，每次出海回来都会将新打的鱼运到集市上贩卖。老人打得是一种沙丁鱼，一种极易在运输途中死去的鱼。
其他渔民每将此鱼运到集市时，鱼多数已经死掉。而死鱼是无法卖个好价钱的。然而，老人每每运到集市的鱼，却都十分鲜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多年后才有细心人发现，老人用于运输鱼的鱼箱中除了沙丁鱼以外，还有一种专食沙丁鱼的天敌——凶恶地巴西鱼。
原来老人每次运输沙丁鱼时，为了使鱼箱众多的沙丁鱼不致缺氧死去，便在鱼箱中放入一条巴西鲳鱼，沙丁鱼看到天敌的到来便迅速逃窜，很多鱼的逃窜使箱中的水不断地搅动，增加了水中地含氧量，同时也增加了沙丁鱼的求生欲望。因此，鱼运到集市时自然还在活蹦乱跳。
刘备希望自己就是那巴西鱼，保持着强大的武力，威胁着毗邻的诸侯不得不保持活力，通过变革求生存。孙权的意图脱离没有让刘备愤怒，他愤怒的是，没有青州官在扬州维持地方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交易物资给孙策，孙氏家族哪会打下那片土地。而孙权竟然有功不赏，以图驱逐青州官，把扬州的政治局面倒退豪强把持下的奴隶社会，这让刘备不可容忍，必须教训一下孙权。
所谓奴隶，就是没有生存权力、没有财产支配权、没有人生自由的人。奴隶社会是在演化的，对于人生自由来说，最早的奴隶是在监工的皮鞭下工作，按受监工的监管。后来，奴隶主发现这样的工作效率太低，于是就恢复了奴隶的部分自由，改为“出生地监禁”。
出生地监禁，就是设立一种制度——户籍制，让奴隶在出生地可以自由活动，迈出出生地就必须向地方官员申请，而地方官一般不批准这种要求。对于私下里迈出出生地的人，早期的奴隶社会是采用逃奴追镣的方法。随着奴隶制的演变，最后变成“收容所制度”，通过收容所来惩罚离开出生地的奴隶。
至于财产支配权，最早奴隶所获全归奴隶主，后来，奴隶主留下了仅够奴隶生存的生活物资。但奴隶没有权力拥有财产，任何时候，皇帝或者皇帝委任的官员都可以冲进奴隶的家中，把奴隶的所有财产掠夺一空，把奴隶的妻女占为己有，或者，把奴隶最大的财产——房屋强行拆除或者占有。
刘备可以容忍南方权氏存在自己的统治权，但决不容许南方政局不进反退，进军南方，就是体现自己的武力威胁，象巴西鱼进入南主水城，逼迫慵懒的鱼群活动起来。不管采用何种政治体制，一定得比豪族把持下的奴隶制更好的体制才行。
乘此机会，刘备接过皇帝的诏书，细细阅读起来。稍后，刘备突然将诏书摔在桌上，巨大的声响震惊了大家。
“诏书上没加盖丞相印信，马上驳回诏书，补上印绶后，在传递回来。”刘备厉声说道。
众人瞠目结舌，沮绶一声轻笑竭力化解着尴尬的气氛：“丞相负责制，这种征讨诏书原本该经过丞相之手。”
说着，沮绶从桌上拾起诏书，翻看着，草草看毕。沮绶觉悟了：“信后，皇上要求青州敬献贡品，车马、衣物、绫罗绸缎等索求太多，一定是曹操看后不愿盖章，想要置身事外。”
刘备面沉似水，一拍桌案说道：“要我人出兵打仗，我还没问他要军费呢，他竟敢问我来要东西。对了，升平（高堂隆）呢，刚才是军议，你可以沉默，现在是文事了，你必须发表意见，你说吧。”
堂中的阴影里，高堂隆和尹东正打着盹，听到刘备的话，茫然的问：“什么？”
沮绶递过诏书，解释着，高堂隆考虑片刻回答：“百姓既已纳税，这些贡品是否敬献，纯属自然，圣上索要不好拒绝，可以计算好价格，从今年税负中扣除。”
刘备面容沉肃：“兵者，国事也。贡物，私欲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税负是交给国家地，不是交给个人的。军费从税收中扣除，合理合法。皇帝要的东西嘛，既然已经拨付给他内币了，让他自己掏钱来买，钱款到位，我给他开招标会采购，没有钱，免谈。我可不能为他个人的私欲从国税中扣钱。这国税是养疾官员、维持官府运行的，不是给他个人缴纳的私房钱。把这诏书驳回去，就这样回答。”
高堂隆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严肃的说：“主公，休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臣不愿与闻。天子向臣下所要贡品，自古以来皆如是，我等自税负中扣除贡赋的款项，已经是逾越了，再要求天子为此付款，恐怕天下士人难以理解，主公岂不要背负天下骂名吗？”
高堂隆在话里暗示用扣除赋税地方法，让丞相府出面，限制皇上地花费，骂名由曹操承担，而刘备的打算，则直接与帝权冲突，让皇帝尊严尽失，而曹操则袖手旁观，甚至可能乘机煽动天下士人的舆论趋向。
不过，刘备的打算是最终确立“国家”概念，让皇帝的帝权与国家的权力分离，让百姓本着契约精神对待官府，对待自己缴纳税收养活的政权。所以，必须把皇帝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
刘备必须坚持这点。
“那么，我退让一步，皇帝索要地贡品，我给，但是，这笔钱不从税赋上出，我可以以个人名义为皇帝掏腰包支付这个账单。这样，既满足了皇帝的面子，也维护了青州的法律，如何？”刘备摆出各自退让一步的态度，寻求妥协。
高堂隆一时迷糊，顺口答：“主公愿意为皇室付费，体现了尊王之心，隆没有异议。”
高堂隆没想到，刘备此后将这次皇帝索贡行为大肆宣扬，并四处来赞助，要求青州商人与他共同支付这笔款项，让皇帝更加失面子。历史学家讲到这段的时候，常常说：在刘备之前，皇帝是强盗；在刘备之后，皇帝是乞丐——他索要供品地举动，逼迫青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