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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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秘史- 第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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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敢再奏,忙告退出来。赶回上书房,翁同这时尚在上书房内。皇帝便将太后大怒,要撤李鸿章的任等语,告诉翁同。又写了一道密旨,命翁同明日再到天津去一次,安慰李鸿章,叫他安心任事,需轻轻给他一个小处分,先平太后的怒,然后徐图办理,翁同答应退出。次日,翁同就诈称有病,请了十天假,微服出京。偷偷地从通州到天津去,秘密见了李鸿章,安慰了一番,然后取出密旨,交李鸿章阅看,李鸿章跪读道:“现在时事艰难君臣一心一德始能挽此危局。李鸿章忠诚素著,希共勉之,此谕。”

  李鸿章看了一遍,起来对翁同道:“请中堂代奏皇上,臣愿以死报国。”

  翁同大喜,便告辞回京,奏明皇帝,皇帝的心,也稍微一定。只是太后仍是气愤不息,果然派了桂祥带着神机营的兵一万五千人,出京而去,到了天津,李鸿章忙出城迎接。桂祥摆着大臣的架子,到了总督衙门,与李鸿章谈话。李鸿章先请示公爷,有何妙计。桂祥却装着知兵的模样,他说已计划妥当,派沙克都林扎布为左翼统领,祥普为右翼统领,先出山海关外,防日兵登岸,他本人随后就出关驻扎。又说神机营的兵,如何骁勇善战,这一去定要早奏凯旋的。李鸿章见桂祥简直是一个傻子,而且又趾高气扬,便不愿替他划策;又因桂祥并不向他请兵相助,更落得袖手旁观,只拿些高帽子给桂祥戴,拍了一阵马屁。桂祥已乐得心花怒放,如入五里雾中,李鸿章又大开筵席,替桂公爷接风,席间又大喝其酒。叫了许多妓女,陪着歌唱,桂公爷真乐不可支,酒席茶后,李鸿章将书房让桂公爷安歇。次日桂祥带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山海关而来。一时关外连营十里,湘军、淮军、毅军、勇队,都是久战沙场之士,海岸炮台上,安设大炮二十多尊,炮口口径,都是极大的,真是器械精良人肥马壮。桂祥恐怕那些军队,占了头功,便将神机营的兵,扎营在关外,先打前敌。桂祥却在关内大营,整天抽鸦片烟消遣。这时各路的军情报告,同雪片似的,飞报上来。奉天将军伊克唐阿等,已退至锦州,副都统荣和,因夺锦州,阵亡身死。提督宋庆,又退至关外。桂祥闻报大惊。忙派左翼统领沙克都林扎布,到关外防守海岸,右翼统领忙将炮台上的大炮,向日舰射击。那大炮是德国克鲁伯厂造的,四十生的密达的口径,共有十二尊,都排列在岸上,号令一下,十二尊大炮,一齐射击起来,那放炮的炮手,又是由德国人教授的瞄准极确,炮无虚发。日本两艘兵舰,原是想偷袭山海关,再向北京北面前进的,谁知开到此处,就被大炮击沉了一艘。后面一舰,赶紧拨转回去。次日夜间,日本又调七只铁甲战舰,远远驶来。又被海岸上中国兵瞧见了,左翼统领又吩咐开炮,顿时岸上炮声隆隆。一夜未息,那日本战舰,又被击沉了三艘,其余四艘又逃回去了。左翼统领沙克都林扎布闻报大喜,一面命神机营的兵,振作精神,向前攻敌,一面命统领本人,赶回山海关内,去桂祥报捷。不料沙统领进得关内,只见关内桂祥所带的兵,已卷起帐篷,挟着兵器,都纷纷向后退了。沙统领大惊,忙捉着一个兵士问道:“你们为什么向后退?”

  那兵士说:“统领有所不知只因昨夜炮声很大,桂公爷在营内,吓得浑身发抖,连鸦片烟都不敢抽了,急急忙忙将大烟炮儿装满一口袋,命戈什哈,快备马,要向泺州退去。咱们营里的管带图敏,听说公爷要退,忙向前去谏阻。说道:‘公爷是奉太后的意旨来打仗的,现在无故退却,倘被太后皇上知道,被御史奏参,公爷就要当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我们也要军前正法,岂不是不好吗?再说外面的炮声,虽然很大,但是在管带看来,一定是我军得胜,请公爷暂且莫退,待管带再探明了消息,再作道理。”

  沙统领又问道:“你们管带怎么没有来呢?”

  那兵士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公爷要听管带的话,倒没有事了。谁知公爷对管带说道:不问他杀了头也好,抄家也好,军前正法也好,军后正法也好。这样的大炮,放得不息,要飞过一个弹子来,咱们全都粉身碎骨了。再说这种惊慌,我一辈子也没受过。若再迟三两天,我纵不瘾死,饿死,也要吓死了,你愿意去送死,你就去打听消息,你可不要搁着我,不让我走说罢,公爷就上马去了。临行的时候,只传令部下撤兵到泺州,再行集合,所以我们不能不退。”

  沙统领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咬牙切齿地骂道:“咳,胜仗不打,反要打败仗。落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像这样贪生怕死之徒,又何必出来现世呢。”

  沙统领骂毕,忙赶出关外见了右翼统领祥普。这一日祥普的兵,因日本从小道偷上岸来,向右翼抄袭,祥统领忙带兵迎战,枪炮齐鸣,兵士们都奋战当先,都以一当百,不到半日,就将日兵杀退。正在休息庆功之际,沙统领来了。见过祥统领,将桂祥逃走的事,说了一番。祥统领叹道:“这个鸦片烟鬼,本来就不行,当初又何必叫他出来丢丑呢?只是他既然临阵脱逃,我们该如何办理。”

  沙统领道:“我们不如先行飞报李鸿章,然后连摺奏明皇太后皇上。并将击退日舰日兵,两翼同时得胜的事,一并奏知,我们的责任,就可以卸除。至于我军的进退,听候旨意罢了。”

  祥统领道:“此计甚妙。”

  就立刻飞报李鸿章,一面又专摺进京,沙祥两统领仍守着关外,静候圣旨。过了几天,摺差回到关外大营,回报沙祥两统领,才知上谕已下。山海关防务事宜,着提督宋庆妥为防守。所有桂祥统率各军,撤回南苑,以资拱术,沙祥两统领只得带兵回京到京之后,才知桂公爷逃回北京,太后气得面色灰白,狠狠地申斥了一番。将桂公的差使一并撤去,太后气得旧病复发,至今尚未痊愈。自此以后,太后始知我国军队不成,即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赴日本马关会议,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后来英法德俄四国,又借口调停之功,租借青岛威海卫等处,九十九年才能归还。皇帝因此,引为奇耻大辱。报仇之心甚深,那改变新法的心,也更切了。正是:割地求和原自弃弥天愁怨莫承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马关会议割地求和 羊城谋泄弥天革命
话说中日议和的结局,我国吃了大亏,损失极巨。因为辽东问题,经俄国人抗议,及德法两国帮忙,才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然而大凡一个国家靠人家帮忙,总是没有便宜的,所以各国帮忙之后,俄国便和李鸿章签订了密约,将旅顺大连,租借了去,德国也占了胶州湾,法国也租了广州湾,同时英国要求租借九龙威海卫,竟纷纷蚕食起来,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大家尽量的宰割。外交件件失败,国家威信扫地。内地人民,这时候虽然风气未开,尚睡在鼓里,究竟终有几个知识分子,明白大势,引为奇耻大辱。因广东是太平天国发祥地,开通又早,教会林立,便有许多党人出没。其时香山县属翠亨村,有一位革命志士,出来鼓吹人民合众救国。其人姓孙名文号逸仙,幼时肄业广州博济医校,专以施医救人,传教播道为宗旨,该医校中却多三点会党人,如郑士良辈,皆为孙文所知,结为兄弟,后闻香港英文医学校,此中人才尤多,孙文遂转入该校,又结识了陈少白、尤少纨、杨鹤云三人为友,相交甚密,朝夕往来,外人群呼他们四人,叫作四大寇。好在官方不甚注意,可以暗中活动,孙文毕业之后,便在澳门羊城两地以行医为名结交党人。其时恰巧遇着一位胆略过人的陆皓东志士,新由上海归来,闻孙文名,赞成革命,一见倾心,相偕至京津,上书李鸿章。这时李鸿章正在办理外交,对于人民上书一概不纳。二人虽事未成,对于清军的门径已熟,遂赴檀岛美洲,创立与中会,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因为华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岛鼓吹数月,仅有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赞同而已。然而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促二人归国,便与邓荫南及三五人返国,共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千部,设农迷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是邓荫南、杨卫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饷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竭力经营。已过半年,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影响。殊知以运械不慎,致被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不密,陆皓东殉难,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这次事被捕的却有七十余人,或囚或释,其中则有一位广东水师统带程炳光,被捕后,病死狱中。孙文郑士良陈少白三人幸得脱险,逃至香港,乘轮同渡日本。在横滨勾留数日,因中国内地搜捕甚亟,无计可施,三人只可各奔前程。郑士良久在会党,改名回国,收拾余众陈少白是日本通,借考察为名,独留日本。这时日本维新已久,人民以党人乃国事犯,皆愿为相交,乃有菅原傅曾根俊虎宫崎兄弟四人,互通消息,倒也颇不寂寞。孙文因一时不能返国,乃断发改装由檀香山到美国,去联络华侨,所说的无非是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不可。这时美洲各地华侨,风气尚是闭塞,影响很小,事被清使所知,大触忌讳。迨孙文到了英国伦敦,清公使龚照瑗便用计将他诱到使馆里面,就将他拘留在使馆后楼一间屋子,欲将他递解回国。这时孙文知道自己被诱,非常危险,人急计来,瞧见这楼房,门窗洞开。便写了一篇求救的文词,掏出两枚金镑,将纸裹好,从窗中掷了出去。刚巧有一个工人从这窗口走过见有人抛掷纸头,拾起一看,才知道是一封告急的信。上面写明确投康德利先生亲收,这康德利是英国有名博士。所以工人知道住址。工人便将信送与康德利,康德利一看,知道这是国际交涉,非由政府办理不可。便将此信呈与英国内阁大臣沙勃富,沙勃富得到孙文手书,经康德利从旁说明,随即带领武装警察,来到中国使馆,便问公使龚照瑗,要见广东孙文,吓得龚照瑗无言可答,只是支吾。沙勃雷笑了一笑说道,贵公使没有治外法权,敝国侨民旅客,贵公使岂能拘禁藏留,你难道不懂法律吗?龚照瑗自知理屈,便说孙文并不在此,沙勃雷知中国公使不愿交人,使令武装警察,抢入后楼,冲开房门,将孙文救出。孙文脱险之后,就到康德利处道谢,康德利与孙文本是师生,自然是十分亲热,遂留孙文在伦敦暂住。这桩消息传到中国,上海租界上的报纸就大肆鼓吹。弄得民气沸腾,有的说中国积弱已久,连一个人民在外国也不能引渡;有的说孙文有外国势道,一定要把清朝江山推倒,反把这革命思想印入人人脑海,渐渐地激昂起来了。中国南方一带真是革命弥天,就这桩事而论,可知清代驻外使臣之腐败,手段之卑劣了,若用这班官吏办外交,外交如何不失败呢?此事传到光绪帝耳朵里,那光绪皇帝究非昏庸之主,眼瞧著这种现象,心中如何不恼,愈是恼恨,就愈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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