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用完中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地点在天娱公司楼下的中西餐厅。确切地说，是海南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在天娱传媒的其他人眼里，那是王伟的小王国。
王伟对秘书小李说：“用我自己的钱埋单，包括订我明天去北京的机票。”
小李把刚要转身离去的服务生叫住了，因为王伟有某家银行的VIP卡，在这家位于长沙侯家塘立交桥东北侧、名叫金牛角王的中西餐厅消费可以打折。
据说，在中国人眼里打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这一天是2008年6月12日，离5月12日整整一个月。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或硬凑出来的废话。
那场毫无征兆、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正常生活进程的汶川地震，恰好是从一个月前的这一时刻开始的。
王伟对秘书小李的吩咐仅仅表明，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着手准备从精神上和经济上，跟有着“中国第一传媒公司”之誉的天娱传媒公司，划清界限。
在此之前，王伟与天娱传媒公司（以下称天娱传媒）的关系，有三种界定方式：第一，天娱传媒两名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天娱传媒资深副总经理；第三，天娱传媒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娱传媒公司总经理。
也就是埋单前的十几分钟，有人给王伟发来了手机信息，告诉他，这些年来总是与湖南广电、天娱传媒以及超女快男如影相随的神秘博主“舞美师”，又在网上有了新的“流言”：天娱副总王伟……很可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年底出逃……欧局长要小心啊，不要反倒被人家给炒了。
这些天，王伟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中。
关于他和他的团队将从天娱传媒成建制地撤离或“叛逃”的传言，纷纷扬扬。
实际情况是，虽然这并非完完全全是空穴来风，对王伟本人来说，却仍然处在犹豫和矛盾的左右摇摆之中。
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
这也是这一天我俩能够坐在一起吃饭的原因——我是他多年的朋友，而且完全是圈外人，他有很多积郁在心里的话想找人说说。
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
这不是吹的，我的两本书——《青瓷》和《红袖》被誉为官商两界的写实之作，很多人知道我曾身处官商两界的江湖，并在那里剑走偏锋、左右逢源，他们相信了那些江湖传说。
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
我一边与王伟倾心交谈，一边陷入沉思。我推测，对王伟来说，事情可能已经有些失控，他无法预知这件事情最终会闹多大。他不知道当他被无数种无形的力量，挟裹着冲到对方球门区的时候，他是否能强忍着抬脚怒射。他不知道他的头儿或头儿的头儿，是否会用中国人惯有的伎俩（比如说所谓的政治智慧）把这场“兵变”消解于无形，还是像“舞美师”说的，王伟“整个团队的出走，必将引发中国传媒业的地震”？
这个体貌偏瘦，比我小了差不多一轮的少壮男人，可能因为这几天睡眠不足的原因而略显疲惫与沧桑，但给人的整体感觉仍然精致、精神。我们随后转移到了他办公室，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和他的肢体语言都是放松的，放松到随时可以非常性情地把一条腿不讲礼仪地斜跨在真皮沙发的扶手上。他对我毫不设防，语速稍快但思路清晰，笑容出现在脸上的频次仍然很高，镜片后面的眼神，因为夹杂着临阵前的亢奋、思想者的深邃和梦想者的热情，时而闪烁，时而坚定。
王伟滔滔不绝的讲述把我带到故事之中，关于天娱传媒，关于“超级女声”，关于他的团队一年几千万的活动运营业务……
那曾经是他的江湖。
我得承认，我很快就被感染进而被感动了。
我灵光一闪：何不把它写成书？我跟王伟说了我的想法，他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微一笑，说：“再看看吧。”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王伟的电话——书的写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我知道，王伟已被逼上梁山，看来他是真的不能不走了。
要走就要走得明明白白。
王伟需要给大家一个关于“自绝”于天娱传媒的解释。
他其实太爱天娱传媒了。
这使我给这本即将写作的书一个立意上的高度：通过王伟和他团队的励志故事，通过对天娱传媒初步的企业诊断，甚至通过王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为文化（传媒）体制改革提供一个范例或一些参考意见。
但是，王伟是一个“叛逃”者，他在提供一些资讯的时候，恐怕很难避免视角的单一与局限，甚至一不留神就会挟带上一些个人的情绪，怎么样才能使我的写作客观公正而不偏颇？
王伟说：“古人云，君子交恶，不出恶言。如果我对天娱传媒语出不恭，也是因为对它爱之切、失望至极。何况，从我内心里来讲，我不想伤及无辜。”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凭着我四十多年的阅人经历，我认为王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的心胸就像一间四面都是门窗的房间，通风透亮。
但是，出于爱心的絮絮叨叨是不是也会让人讨厌？
比如说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
还有一点，讲天娱传媒和王伟的故事，离不开湖南广电。
而在全国已具有了很大的美誉度、以长沙马兰山为地域坐标的那个传媒王国，人员鱼龙混杂，关系盘根错节，相关人员的功过是非更是云遮雾障，为了“不出恶言”，可能会让我的书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遇着问题绕着走，因为畏首畏脚的内部自审，其立意的“矮度”和运用批判的武器时的“心太软”，将注定其穿透力将虚弱得如强弩之末。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当然，我也是个俗人，我会认为，为了写作一部不完整的企业史及其中一些人四年多的奋斗经历而身陷是非的泥潭，有点得不偿失。
因为我根本无法预测被我指名道姓的一些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需要讨骂，我不需要树敌，我需要保持自己的品牌形象与含金量。
我想王伟也是。
我问王伟，我们是否宁愿为此牺牲这本书的高度或深度？
王伟说：“那就没意思了。”他旋即一笑，补充道：“你看我像个怨妇吗？”
我知道，王伟要的不是一堆或宣泄不满或阿谀逢迎的文字，而是对事实真相的还原、对他个人激情的解读和对天娱传媒低级配置、低水平运作的“历史素描”。
可是，不入虎穴而得虎子，不浑水而知其深浅，这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
我问他也问自己。
王伟沉吟片刻，放慢语速说：“我们要问责的是作为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完全市场化、把我们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的旧机制、旧体制，而不是基于蝇头小利之得失的个人恩怨。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意义。”
这我同意。
为此，我将在写作中尽量让这本书客观厚实，让它充满了希望、光明、启迪与探索精神。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天娱传媒身上倾注了太多的青春、情感、精力与心血，因为在他和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与天娱传媒的存亡兴衰融为一体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那些同样怀揣着财富的梦想与激情的企业或个人来说，至少能成为一种参照与借鉴。至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与旧机制、旧体制合而为一的人，如果不幸被我们的“流弹”击中，我将只能深表歉意。
为了使读者的阅读生动有趣，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我会更多地使用小说笔法，以使书中的人和事活色生香，与此同时，在一些节点，我会放慢思辨的脚步，做稍多一点的停顿与盘缠。从写作特点来说，这将是一本夹叙夹议的书，也将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将记录从2008年6月份开始到书稿完成这一段时间，与天娱传媒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据我所知，以天娱传媒的企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书，《非常媒·戒》是第一本，它是抛出去的石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它引来很多玉，也希望听到少数不小心被砸中脑袋的人发出一两声叫唤。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过连续多日和王伟及他的团队核心成员的对话与接触，撰写本书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奇怪的是，当呼之欲出的文字有了非常明确的指向的时候，我反而陷于了对素材取舍的矛盾之中。
这是一个投鼠忌器和分寸感的把握问题。
因此，是选择内敛的（或曰不痛不痒的）、皆大欢喜的（或曰完美）的表达，还是选择粗劣的、偏激的、偶尔露峥嵘的表达，将贯穿这本书的形成过程。
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必须尽量避开对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这样一来，必将使我犹如进入了地雷阵似的小心翼翼。这里就有一个悖论，既然是纪实性作品，当然要言之凿凿，难免要花大力气“挖”出一些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事实作为证据，但是太真实的东西往往令人恐怖，至少会令那些被指名道姓的人坐立不安，我要因此而放弃吗？
当然不。
不惹事不怕事，一直是我的生活信念。当然，像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另外一句更着名的话，也是我的信念：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我需要事先声明的是，这本书提到的天娱传媒是被湖南卫视接管之前的天娱传媒，我称之为旧天娱，新的董事长、总经理到位之后，新天娱将出现怎样的新气象，不在本书的考量之中。
这本书上架时，将遭遇归类的尴尬，好在作为一半是纪实、一半是论证辩驳，一半是案例、一半是励志的作品的写作者的痛苦与快乐，也就在其中了。
史玉柱成功其实很简单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和时代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于从零起步甚至从负数起步的人也能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并让他最终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许许多多具有发财致富梦想的人实实在在的天堂。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要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小，但在中国，只要你足够执着、诚信、勇于承担责任，你就完全有可能成功，一言以蔽之，你可以“赢在中国”。
在很多人埋怨机会不均等的时候，王伟在努力奋斗，这是他的励志故事很容易在“草根”阶层中找到共鸣的原因，他离我们大家如此之近，使他的成功经历变得每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学习与模仿。同时，王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勇于突破体制的桎梏与传统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也算是一种冒险。因为人一旦脱离过去的常态与常规，并有可能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你不曾认为是困难的困难，很多人会承受不了压力，就放弃了，这样的人缺乏坚韧与隐忍，一定是不能成功的。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坚持的人更有可能比一般人走得更快和更远。
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三代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以大邱庄禹作敏、邱二村陈银儿，以及步鑫生、马胜利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