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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充沛的王伟可没闲着——未婚妻怀孕了，一切都是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进行的。王伟感到极大的兴奋与甜蜜，还有，就是责任，对自己所爱、义无反顾抛弃正式工作来上海陪伴他打拼的爱人的责任。尽管公司千头万绪，王伟决定还是给对方一个婚礼，地点：回老家；时间：24小时。
那一天是6月6日，王伟不敢也不愿意对婚礼的常规程序进行任何删减。他先天下午从上海赶回长沙，而未婚妻回老家衡阳。第二天凌晨六点，王伟从长沙赴衡阳把她接到自己的老家邵东，他从娱乐频道借了一辆大巴车，8点钟到衡阳，12点钟赶到邵东自己老家。下午开始办酒席，那天晚上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床回长沙，然后上午8点钟飞回上海。
我有意省略了王伟老婆的名字，尽管王伟对她的爱与尊敬溢于言表。在中国男人为事业打拼的过程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以妻子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支持着他们，好像是一种命运。我见过她和他们那个眼睛明亮、快乐健康的孩子，她们应该得到祝福。
王伟对一件事心存芥蒂，他小孩的百日酒王鹏没来出席。当时王伟所有最好的朋友和公司其他的人都来了，唯独王鹏没来，他本来答应中午来的，但临时又没来。考虑到那时也是王鹏事业的低谷时期，王伟也不好意思太怪他。
还是让我们回到上海。
不管怎么样，公司的注册和构架完成了。一个注册300万的小小的传媒公司，就像南京路上如织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王伟不这么看，他不妄自菲薄，他越来越认为天娱传媒的成立是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标志。
王伟这样解读天娱传媒：为什么它不叫湖南天娱传媒，而要叫上海天娱传媒？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新的公司必须站在一个传媒中心的、具有制高点性质的、全国标志性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上海。叫上海天娱传媒，就是去湖南化。去湖南化就意味着面向全国市场，而不是一个区域市场。虽然上海也是一个区域，但它像北京一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王伟上述种种表现表明，他把天娱传媒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丝毫没有超越天娱传媒的私心杂念，尽管他当时的身份只是那个新成立的公司的副总，连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份都不占。他当初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东方明珠塔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传媒王国，名字就叫天娱大厦。
现在看来，王伟的梦想与当时他们所拥有的硬件条件相差得实在太远。王伟清楚这一点，他说事到如今还敢说出那个梦想，只是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心境，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湖南小伙子心中的蓝图，够狂够霸蛮，他明白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他觉得那是为未来预留出来的广阔空间。一个公司如果连远景规划都没有，你能指望它能走多远？
第三节 屡战屡败上海滩：“丐帮帮主”的快意人生
王伟准备雄心勃勃地开拓上海市场，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当时他的想法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原来在湖南广电做栏目时的那些思路，即想方设法实现节目与企业广告诉求的对接。他弄到了上海黄页（其实就是大本的电话号码），分给会计、行政、司机，像他当初给上海文广的二级单位打电话一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打电话。
试想一下，排外的上海人，接到这种电话一定是不厌其烦的。这是一场耐心与耐心的比拼，只可惜，王伟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对他们的军心也是一种考验。电话打过去，听到的总是不耐烦的拒绝，这种待遇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两百次，想一想，该需要多么坚韧的神经才能承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挫折？
策划一些小节目，找一些小赞助，先维持公司正常的开销就行了。王伟手上多的是策划好了的节目方案，只要找到一笔企业赞助，就能良性循环，一切真的就那么难吗？
还真的就那么难。
那种与企业的沟通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接触到企业管理层的最底层，那些接电话的人，连让你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你是在替别人策划项目不错，但你也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你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你能替别人做什么？别人肯不肯掏钱让你做？就看你提供的平台与服务是不是能被他看上，两者能否找到交集点。新成立的天娱传媒有什么？对，有王伟好不容易弄下来的三证。除此之外呢？没有名气，没有业绩，没有资金优势，没有资源优势。
前景似乎很不乐观。
这使我想到了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这个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是靠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凑足了6万美元弄起来的。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赢利模式，为了帮助企业做买卖，他们经常提供免费服务。在阿里巴巴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是互联网最疯狂的时候。在马云的游说下，在杭州马云家里办公的公司员工会经常接到投资者打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对于那些憧憬着梦想、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离成功更近的信号（参见《马云创造》，作者杨艾祥）。
王伟和马云的工作不具有行业类比性，但他们的劲头一样。王伟是一个对自己的游说能力充满自信的人，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忽悠也是生产力，而且可能是最大的生产力之一。
商场上人人精明，别人能被你忽悠，证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或经营理念，合作的机会也就产生了。
上海的企业都不认天娱传媒，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王伟不愿意承认自己设计的盈利模式出了问题。他不是一个轻意服输的人。他想让天娱传媒在上海企业眼里显得有媒体资源的优势。
他想到的办法是借船出海，像傍大款似的傍上上海文广。
王伟一开始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他特意为天娱传媒的办公室选址威海路，就在上海电视台旁边。他通过一层一层关系结识了上海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心的负责人，电话约了好几次，对方终于答应在上海电视台内他的办公室见上一面。
上海文广很牛B的，进去需要经过几道关卡。王伟他们有台车，开车进去会显得有面子一点。为了节约成本，司机王戬把会计也带上了，准备顺道去税务局办事。事情巧就巧在当天正好车坏了，并且还坏在出门不远的高架桥上。当时上海有一个规定，外地车牌的车子到了某一时间就不能上高架桥了。王伟他们本来是因为赶时间违规上的高架桥，结果偏偏车坏了，那不是等着交警来罚款吗？那个车坏得还很有技术含量，不是熄火完全开不动，而是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前进，像一只卖力的乌龟。叫不叫拖车是个问题，叫拖车，需要几百块钱，但也许可以避开警察；不叫拖车，除非出现奇迹，车滋溜一下开走了，否则就只有等着警察来罚款。结果是拖车到的时候警察也到了。
王伟留下王戬他们处理善后，自己跑步去上海文广（高架桥上打不到的士），第一道门岗就把他挡住了，大概觉得他约见的是领导，却是走路进来的，还满头大汗，差点没把他当成派发广告的。
王伟当时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只有办公室电话，偏巧他要找的那人那会儿又不在办公室，门岗自然怀疑他了。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进去了。是你求着见人家，不仅不准时，还给人家添了那么多小麻烦，结果可想而知，王伟想借船没借到，想傍“大款”没傍上。
虽然公司人不多，但没有进项只有出项，也还是很容易让人心里发慌，表现之一是王伟每天不得不算小账，就是每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光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再说王伟也不甘心，他决定去苏州、无锡和宁波试试运气。他手里带着几个光碟，是娱乐频道做的“超级男声”，那是他拿在手里准备跟那些个市电视台合作的项目。
运气没有光顾他。
上海企业不认天娱传媒，苏州、无锡和宁波的企业也不认。那些个市电视里的同行，有些人更是不讲面子，看过碟后满脸鄙夷：这都是什么呀，粗制滥造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水平？
王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这里，我不得不小小地打破一下时空秩序，因为很多事是交叉进行的。正在王伟在上海苦撑危局的时候，五月底，娱乐频道、天娱传媒在同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总编室主任李浩几轮沟通后，湖南卫视终于启动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
关于“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解说，现在让我们从中间说起。
王鹏知道王伟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了长沙。
在当时，没有谁能看到“超级女声”的前途，但王伟必须听从董事长的号令。他知道自己将行踪不定，不得已把怀有身孕的老婆和另外几个员工一起留在了上海，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他们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是还没有变成凤凰的野鸡，娱乐频道非常慷慨地把它连同“超级男声”和“星姐”选美一起划给天娱传媒，也就是说，从制作到播出、到与人合作，都是天娱传媒的事。
天娱传媒要想盈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制作费，比如说台里给的制作费是50万，你能省吃俭用控制支出成本，结果只花了40万，你可以赚到10万元的差价，依此类推。所以，在湖南广电，栏目负责人或节目制作人是很有大权利的。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拉来广告，比如说冠名、现场广告牌、植入式广告等等，有些企业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钱，出产品也可以，这有点像易货贸易。不过，有没有企业赞助节目都要播出，广告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收到了实物，起码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条件。
那时是王鹏和王伟的蜜月期，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王鹏乐得把节目制作等一摊子事全部交给王伟。娱乐频道也很支持，要设备给设备，要人给人。娱乐频道当时有一个演艺部，王鹏挑了彭志坚、姜军、郭新等几个人配合王伟，其中姜军、郭新后来就加盟到了旧天娱传媒公司。
王鹏和王伟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也没有觉得“超级女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如果能抠出一点制作费，再在每个省开个分赛区，找一笔冠名费，也许就能够把天娱传媒养活下去，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求发展。
那就先联系分赛区赛场吧，找当地的电视台合作，设备、播出频道、选手等等一切节目元素都在当地解决，天娱传媒只负责提供节目形式和组织实施，有点像技术入股。
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领了任务的王伟从长沙坐首发航班直飞上海，然后去了苏州，接着一个人到南京，晚上又到武汉去了。那一天，王伟跑了四个省市。
我问王伟为什么要一天跑四个省市？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