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铜的气味比较接近的商人气。是的，我对王鹏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像一个商人。问题是，艺人经纪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中间难道就不能找到旧天娱传媒与超女选手的利益平衡点吗？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生意上就是双赢，就是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不可以不自信，自己觉得自己店大也可以，前提是你得拿捏准确，认定了别人打破了脑袋也要往你这里钻，而且钻进来的人一定能从你这里拿到比别的店更大的香饽饽。
回到2005年。
王伟认为这一年的旧天娱传媒基本上是在混乱和膨胀中度过的，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刺激而且兴奋。
跟天博宏达的合作关系终止以后，旧天娱传媒因为日渐红火的“超级女声”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印钞机，王鹏时不时地在媒体上露露脸，很个性很性情地爆爆料，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伟并不害怕热闹，却常常被更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挤到后台，实际上，王伟对2005年的“超级女声”的相关细节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公司每周都开例会、总经理办公会，他跟王鹏几乎天天都见面，却没有机会促膝谈心。“超级女声”经常会出一些状况，大家都忙着像消防队员似地这里那里去扑火，很奇怪地，王伟总觉得这事哪里有点不真实，不对劲儿，给他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甚至时不时地让他体会到一点点落寞的滋味。
这反而给了王伟难得的冷静，让他稍微拉开与“超级女声”的距离，以一个理性的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打量这个突然被膨化了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他在旧天娱传媒公司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员工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却在喧嚣中再次想到了在上海遇到的算命先生李佳麟说的话：外美内恶。
外美了，内恶是不是也要跟着来了？
王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争强好胜，他相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感觉到天娱传媒就像一辆被强大外力高速推动的火车，必须先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有每天上网的习惯，有意识地搜索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网站，一篇被引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历数蛇口种种衰退的文章，里面一段话让他触目惊心，文章对蛇口衰退的原因的分析就像是专门在对天娱传媒敲警钟，文章说：“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这段话并非振聋发聩，却让王伟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判断：来得容易的东西，去得也快。
王伟并非狂妄自大，他很谦虚，承认当时的自己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在外企的从业经历，但是，他是一个敏感而好学的人，既然能看到旧天娱传媒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失误以及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就一定能找到诊治的药方。
王伟的很多同学都在外企工作，他自己上大学学的就是管理工程专业，他沉下心来，开始考虑公司的构架与公司的发展规划。
他大胆预测，“超级女声”红火不过三年，必须去泡沫化，必须尽快把“超级女声”的品牌转化并夯实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即使“超级女声”不红了，马上可以转换做别的项目，比如说开创活动运营市场。
王伟思考问题的基点是，“超级女声”是一档节目，制作人和播出平台都归属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对它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必须要有品牌转化的紧迫感。
王伟满怀信心地去找王鹏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想法。
做活动运营好。比如说接了节庆活动的单，可以请艺人来演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种内部的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实惠的。
王鹏说好呀，很好。接下来就是相约了去新闻大厦或今朝宾馆唱歌喝酒。要的包厢越来越大，呼朋唤友一起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逢喜事精神爽，董事长的酒量似乎越来越大了。
王伟不知道王鹏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
后来，王伟越来越觉得，他的一些想法在公司根本无法推动，这让他很郁闷。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性事件
我无意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解析“超级女声”，要了解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读者可以去阅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夏青女士和梅文慧女士的两本书。
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火暴到底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没有湖南卫视的播出平台、如果没有蒙牛的加入让传媒与资本碰撞产生核裂变、如果没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众多媒体的全方位炒作和追踪报道、如果没有高达近四亿观众、粉丝的高度关注与狂热追捧，“超级女声”能火起来吗？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有据可查的情况是这样，2002年，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以近亿美元的版权费买入英国金牌经理人西蒙·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推出美国本土化了的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短短两三年，便创下了超过9亿美元的业绩。紧接着，以“美国偶像”为样本，依据不同国情和语言复制出的选秀节目多达30多个，均大获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非典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起点，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