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甚至对那些通过“超级女声”解读民主政治的文章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完全是牵强附会。知道李宇春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原因吗？据美国朋友自己解释，是因为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西方式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我认为美国朋友是在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
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一定能带来商业机会，其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一定值得给予更大的关注和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哪怕是对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妓女评选活动也是如此。公正地说，我们难道不是很容易在两个活动中间找出它们的相似度吗？
这就是我坚持使用这个标题和引用这篇文章的原因，别看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其中蕴藏的商业玄机，其实大同小异，如果我把这一节的内容放到社科院专家学者的蓝皮书后面，甚至更能相映成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小文章所披露的旧闻，对开启我们的商业智力仍然具有意义。
在我的朋友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湖南卫视的“奥运向前冲”是一个碰巧撞中了的火暴节目，这不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的一系列问题是，即便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节目，是否有人想过要把它做到极致？也就是说，除了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是否还能做点别的文章？如果能做，怎么做？由谁来做？是由栏目组的人来做，还是由另外的专业的经营班子来做？
我丝毫不怀疑湖南卫视或湖南广电员工的智商与能力，我由衷地认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很优秀，是做电视节目的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具备主动做上述思考的动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而每一个单位的行为动机只能被体制所赋予，否则就会变成狗拿耗子。
将电视节目延伸到市场，实现产业链条化，确实不是电视节目制作人想的事。
是他们的领导该想的事。
想到以后就去做，但千万不要让电视节目制作人去做，要让懂经营管理的人去做。如果湖南广电找不到这样的人，就到外面去找。
在这一点上，被湖南广电的前同事认为有点另类的王伟，堪称旧天娱传媒的开创功臣，正是他的“不务正业”，才发现了活动经济可以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感谢在别人为“超级女声”的成功一味陶醉的时候，王伟把他的商业触角伸展到了似乎与“超级女声”并不关联的地方，并最终撑起了天娱传媒的半壁河山。
我不是有意往王伟身上堆砌溢美之辞。一个最现实的比较是，“奥运向前冲”（或“快乐向前冲”）至今仍然没有人想到要对它进行电视节目之外的商业开发、产业开发（在好莱坞，光是一部电影就要开发出多少衍生产品？），倒是有不少电视台在对它竞相模仿，让人不得不预测它离寿终正寝的日子正越来越近。
但是，有谁能想到，王伟奋力打拼、几乎不需要占用娱乐频道或天娱传媒多少资源、完全可以闷声发大财的那一块业务，在初期甚至差一点被娱乐频道的个别领导，把它从公司的业务中强行砍掉？
这个人就是……嘘，我不能说了。
如果王伟软弱一点或老实本分一点，后来在他手上越做越大的活动运营业务将被永远地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使在那个时候，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