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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了那是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这还是大家愿意公开说的，不愿意公开的议题（类似于古代的腹谏）更具杀伤力，比如说，到底谁是超女之父呀？每个人都免不了心里嘀咕，真是一地鸡毛。
当一件事情跟自己没有血肉相连的利益关联的时候，得过且过就可以了。这是当下很多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
一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是否也是这种心态，我不得而知。所谓的事业心是需要强大的内在动力驱动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兄弟，你就别那么认真了，何必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王伟跟这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是旧天娱传媒和湖南广电，其实都装不下他的理想与激情。
我挺有把握地猜想，这是有那么一天王伟敢于那么决绝地离开天娱传媒的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王伟渐渐也明白了，他不可能对王鹏期望太高。其实，王鹏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心境和心思。
真是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自从“超级女声”火爆以后，王鹏所拥有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便岌岌可危起来了，已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
从2005年开始，2006年、2007年，每年十月份左右的董事会，王鹏都要例行公事地过一次关，面对各种各样质疑于他的声音。有时候做企业，把它经营垮了，可能还没有人管你；你要是搞得红红火火，对于企业法人来说，各种风险反而是很大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其实，旧天娱传媒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部，一个政治部，有权要求王鹏做政治上过关似的述职报告。
很难说其中没有暗礁险滩。
我猜想，王鹏所感受到的困惑、烦恼和痛苦，应该一点也不比王伟少。
推而广之，其实在张华立身上，在欧阳常林身上，在魏文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感应该也都不会陌生。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何尝没有体会到禁锢与无奈？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的政谋得怎么样，当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组织的鉴定。
我忘了消息来源，说本世纪最初的两年，湖南广电准备进行第三次改革时，曾经酝酿过公司私有化问题，尽量使单一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让职工参股。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但我觉得相对于成立几家由湖南广电或哪个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它应该是市场化的根本。产权的明晰和变化，首先会带来决策程序方面的变化，最权威的声音将不再来自于某个行政机关的领导，而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我们知道，来自于行政机关的声音太混沌和太强大了，任何个人的诉求在它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在面对市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过去那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能逐渐减弱，如果以股份红利为基本分配方式的财富获取方式能得以实施，变成了股东的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便会油然而生，生命的激情也将随之昂扬与迸发，整个机器将正常而飞速地运转。
当行政与企业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行政权力很容易导致利益的分摊，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化，当所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且外面还裹了一层迷雾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而行政权力的手是无法解开那团乱麻的，是无法拨开那层迷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某个人某些人，身兼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他或他们的每一次发声，将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小集团小集体的拥戴和排斥。
改革真的有难度，如果一切都还过得去，干嘛要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事？
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切真的有那么难吗？生个孩子还要阵痛、流血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对于现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某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市场化经营问题，泾渭分明地分开？
毕竟，市场已经证明，在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国有企业的生存，是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的，它对一部分人是一种福祉，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损害。也许只有在垄断性的领域，国有企业才能生存，它所要防范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产经营者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至于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可持续勃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非垄断性的领域，某些国有企业就算做好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跟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们又该说故事了。
2005年的10月1日下午三点，王伟从长沙只身飞往成都。
因为王鹏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场“超级女声”的演唱会，那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第一场巡回演唱会，那一届超女的前三甲中的李宇春、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全部来自于那里，那也是“超级女声”的巅峰时刻，也是旧天娱传媒辉煌的起步阶段。王伟飞赴成都可不是为了看演唱会，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前一天，2005年9月30日晚上，娱乐频道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除了王鹏没有参加，旧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都参加了，这个会上明确表明了以下信息：旧天娱传媒管理太混乱了，应该进行全面整合。并且经营不如预期，频道有关领导在会上明确表示，做生意很简单，不就一分钱的投入，一分钱的产出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那是谁都能干的事！
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