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社会、舆论乃至于官方的巨大压力。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作为一个企图保留独立思考的写作者，我认为事实求是地追究一下相关当事方的责任，仍然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这就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
首先应该担责的是策划人，主意是你出的，你怎么也逃脱不了干系；
其次是主办方，作为实际上的操作人和受益方，利令智昏的帽子，肯定是带定了；
第三是李宇春本人，起码对自己的品牌形象太不负责任了；你去干嘛都不知道，说得过去吗？
第四是卧龙熊猫基地，没有你的同意，策划方案不可能被实施，而你是最知道熊猫的习性和动物保护条例的；
第五是疯狂的玉米和围观者，那种狂热完全是非理性的，应该引发对自己素质低下的自责。
最后是媒体，在关于熊猫事件的新闻中，全都要带上李宇春，鲜见富有深度与社会担当的对制体漏洞的批判。
其实我并不想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更无意充当全知全能的道德审判者，但这种聚众性的群体事件，真的有必要从社会学和城市管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就事论事也让人后怕：那只被认养的熊猫完全可能因此而死掉；场面再火爆一点，也完全可能象一年多以后的重庆某超市一样，踩死几个人。真那样，熊猫和那些不幸遇难者，恐怕难以被追认为烈士。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生存（人的和动物的）为第一要义，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谐不和谐。
实际上，我一直在矛盾，要不要把这个案例写到这本书里，李卫出于对我的信任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一些内情与真象，我把它爆出来（或者说旧话重提），是不是不太地道？因为在我看来，它无疑将给李卫或王伟的团队带来或多或少负面的影响。
我完全低估了李卫和王伟的胸怀，他们不仅觉得应该毫不偏袒地把一切写出来，还应该向全国同胞再次致歉和表达他们的担当。
王伟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总有他的滑铁卢甚至不光彩的一页，只有敢于正视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他要我不要就此停留，他说，当时，我们完全被盛大的名声冲昏了头脑。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活动运营公司，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当犯下这种错误之后，我们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内省从而苦练内功、提升公司的硬实力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
应该说，彼此彼刻，天娱传媒还不具备承揽这种大型的、整体的、系统的项目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李卫的强项是单一活动（如大型晚会）的执行，在派往成都熊猫城的团队中，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营销专家、公关人员（谈判专家）的身影，直接造成的尴尬局面是，根本无法实现与“甲方”的良性沟通；在与“甲方”的抗衡或较量中，我们看到了法律人士的影子，但那不过是吵架时的帮凶。如果李卫在给“甲方”出主意时，在程序设计上就有征求律师意见的习惯，那个低级错误便无发生的任何可能。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天娱传媒针对这个项目进行的人员配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
第二，就是天娱传媒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敏感度都有问题。我很难不怀疑，他们当时盯着的就是那300万元的首付款，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后继的服务才是他们最大的利润点，而“甲方”其实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们的充分信赖。作为被“甲方”挑中的策划、执行公司，是完全可以实现与客户的双赢的。前面我之所以引用了搜房网——《业主论坛》上的文章，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天娱传媒的表现差强人意，传媒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联合所产生的利润增长点，是很有可能被实现的。真如此，天娱传媒将在企业诊断、企业文化建设领域，占领一个制高点，而那是一块面积超大的蛋糕。
从这一事件收获最多的还是李卫，他说他从这一事件中学到的东西也太多了，这种难得的经历让他迅速成长起来。直到他把活动做到了国外，做到了俄罗斯。
那是2007年，3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俄罗斯，那一年是中国俄罗斯年，9月份海南旅游局要在俄罗斯做一个“海南日”，推广海南的旅游产品。因为在这之前王伟的团队在海南做了个十分成功的海南欢乐节，东道主十分满意，便把这个推广项目给了王伟，负责俄罗斯“海南日”的策划与推广，李卫是项目领队，王谅是现场总导演。
这是天娱传媒承接的第一单海外项目，项目金额将近200万。
为做这个项目李卫去了两趟俄罗斯，第一次在机场下飞机就给了李卫一个下马威：入关整整花了6个小时。效率低下是俄罗斯给李卫的第一印象。
因为是海南的活动，和李卫去打前站的还有两个海南人，一个是一个旅行社的老总，一个是旅游局的一个副处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场地，与当地的旅游局沟通等等。
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留学生做翻译、当司机。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的白昼节过去的，晚上十一点多钟到的，直到凌晨三点钟，太阳才刚刚偏西，跟中国这边下午三点多似的。
俄罗斯的酒店非常少。他们举办活动的地方叫总统大饭店，那里在俄罗斯是最高级别的酒店。是接待国宾的地方，邓小平当年访问俄罗斯，握说就是住在那里的。
李卫他们没住总统大饭店，一个是没有房间，而且也太贵了，住不起。多贵？非常贵，一晚上将近人民币1万多。俄罗斯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除了消费高，再就是语言不通，虽然找了翻译，但只要翻译一离开，你就没办法了。不象到那些说英文的国家，甩几个单词再加手势比划，总能传词达意。
为了不误事，真正开始做活动的时候，李卫一共找了十三个中国留学生。一人配一个。周镇管音频，给他配一个。李卫管舞美和整个现场灯光音响，给他配一个。王平波在那里搬道具，也给他配一个。整个一排的翻译站在那里，很有阵势。当然费用也不秀气，每人每天100美金。
俄罗斯塞车比北京还厉害，如果约了晚上7点钟吃饭，4点钟就必须动身，一般塞车在3个小时以上不算稀奇。
第一次在国外做活动，李卫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是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的，比如他联系了当地的舞美灯光、摄影师，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按照李卫的要求和与对方的约定，他们必须在两点半到场，因为活动是下午五点半正式开始，李卫还得在现场给他们交待一些事项。结果，到了四点钟，摄影师还没来。
李卫急得要命，他找的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万一出差错，根本找不到替代人员。李卫赶紧通过翻译去找他，他倒是接了电话，让李卫绝对放心，他绝对不会误事。但李卫哪里敢轻易相信人家电话里的保证？除非看到摄影师就在跟前站着，否则，李卫就是放不下心来，只好催翻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他真的怕外国同行因为喝酒或慵懒拖沓而误事。
翻译也劝李卫放心，说他们都是很专业很敬业的，肯定会按时来的。结果他五点钟才来。只有半个小时架设备什么的，在中国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把他炒鱿鱼了。李卫在国内做活动，摄像都是提前一天前来彩排的。
我写这本书时已离开了王伟团队的王平波，当时也是活动组的成员，他当时在天娱传媒的职务是公益活动部总监，他在现场负责推道具、摆放仪器和凳子，三亚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跟他干同样的活儿，海南方面去俄罗斯的人全是处级干部以上，或者是酒店的老总，或者是旅行社的老总，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在李卫的调动下，那些处级干部全部当着农民工使用。
李卫他们在俄罗斯做活动时间很短，就是一两个小时，作为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顶级模特公司新丝路带去了二十多个模特，走走秀呀什么的（其中一个插曲我们将在下一节关于周镇的文字中提到），又在俄罗斯当地请了一个喜剧俱乐部的演员表演节目，也是二十几个人，拿着手风琴跳民族舞，很好看。在这之前是领导发言、剪彩什么的。这种活动在国内是非常小的，对于李卫他们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到了那个地方，就不是小菜了。
海南方面对活动太重视了，生怕出一丝一毫差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李卫为了活动台本的事跟旅游局局长副局长，不知道交涉、讨论甚至争论了多少轮。在李卫眼里，那个陈局有点文学青年的感觉，平常写点诗，改台本改得极其认真，到了活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还在改台本。其实前一晚李卫已经叫翻译全部翻译好了，请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都已经把翻译稿给了主持人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当地的主持人，一个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已经把原来的台本背熟了，再改，怎么行？导演就跟人家吵了。吵来吵去最后还是要改，陈局说不改不行，不能留下遗憾，一定要改。他是“甲方”，他要改没办法。那就改吧。但是那个俄罗斯的主持人拿着稿子很茫然，因为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和凤凰卫视的人主持人已经对好台词了。
陈局总觉得这个字，或者那段话用得不好，他的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李卫就觉得应该保留他们的意见，统一不了就一直在吵。舞台上一切照常进行的时候，后台的争吵一刻没有停止。这个说这个得我说了算，导演说那改了谁去通知主持人？再说了，翻译也来不及。
事后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其实根本用不着吵的，但当时大家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做完这次活动，李卫悟出了给政府做事情的很多特点。必须在迁就别人和坚持自己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既要对“甲方”负责，又要对整个活动、整场表演负责。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当时有多大的分歧，事后大家都能理解。
李卫现在跟海南旅游局的那拔人，可是最好的朋友。
李卫现在当官了，是新活动传媒的副总，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不是绘画，是中国卓越企业管控运营与执行突破总裁研修班。
李卫更喜欢谈他带的那支被称之为“王牌制片”的团队，他很自恋地说，她有点像《亮剑》里的独立团，面对鬼子的大扫荡，敢于玩命，就算拼到最后，也要亮剑。
话不多的李卫偶尔会提起他的老乡曾国藩，并把他说的一段话牢记在心，曾国藩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重在知人善任；善解敌情；营务整齐；临阵胆识。”
李卫说：“多少次战役，热血澎湃，敢说，敢做，个性张扬！没有一般书生的柔靡、纤巧之风，一路上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着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的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能不打胜仗！”
我说：“很有文采嘛，不错。”
李卫是个非常可爱好打交道的人，可惜我没有见识过他的工作状态。但我想，一个号称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也被别人尊称为艺术家的人，一个把曾国藩和李云龙奉为楷模的人，差不到哪儿去。
他的同事告诉我，李卫并非浪得虚名，只要是他的团队或团队成员做制片，你就放心吧，保证一切OK，财源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