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同事告诉我，李卫并非浪得虚名，只要是他的团队或团队成员做制片，你就放心吧，保证一切OK，财源滚滚。
谈到梦想，李卫提到了看书，十年前最爱的两本书，一本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有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本书也是我喜欢的。当然我有点小失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喜欢《青瓷》和《红袖》，我决定调侃他一下下。
李卫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去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袁江和玲玲在长沙步行街中央广场开的“七月”咖啡的三楼，躺在那里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海边，一个旧工厂改成“LOFT”，有两个球馆，一个是羽毛球馆，一个是乒乓球馆，里面挂满画，种满了各类植物，阳光若隐若现的在植物上随风漂移，李卫问我，你知道我在干嘛吗？不等我回答，李卫很诡秘很享受地说，我正趴靠近海的窗下昏睡。
我问他，“王牌制片”怎么能睡觉呢？
他一愣，然后嘿嘿一笑，说，我做梦睡觉都不行呀？
我很严肃地跟他说，这个问题你最好问下王伟。
第五节 孝子或浪子：周镇的音乐人生
周镇已过而立之年，他是湖北荆门人，象他的名字一样，长得很周正，但他右手手臂上有疤，不是一条，是很多条，长长地，象一条条盘旋的蚯蚓，让人看起来有点害怕，让人想起西片里的牛仔或香港片子里的蛊惑仔。一问，果然是打架打的。
周镇没有上过大学，1988年高中毕业之后拒绝参加高考，十六七岁就开始到社会上去闯荡。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实际上，二十年以后的现在，他当年的班主任和那所中学的校长还不时跟周镇的学弟学妹念叨，说从来没有教过象周镇那么调皮成绩又那么好的学生。在他们眼里，现在的周镇跟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没什么两样，都算是很有出息的，是他们的骄傲。只有周镇的妈妈至今还在惋惜，因为周镇没有上大学，没有进到机关里当干部。
周镇当年没有考大学完全是因为没钱，家里实在太穷了。他父母1986年离婚，三个小孩子全部归他母亲，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周镇上有一个在武汉大学念书的姐姐，下有一个尚在初中念书的妹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一门心思想早点工作，帮母亲分担一点负担。他的账算得很清楚，如果他继续上学的话，没有进只有出，母亲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根本无法承受。
但他运气不好，并没有很快找到事做。当时家里有把吉他，他一边在家待业一边就抱着吉他照着书弹，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当地有个歌舞团，是那种临时组合起来的草台班子，到底下乡镇走穴跑场子，不仅好玩，收入也还不错。熟人一措合，周镇就进出了，在里面做乐手，他嗓子不错，有时候也上台唱几首歌。他不敢当面跟母亲说，怕她不同意，离家出走时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发誓要在外面拚命挣钱，给家里买房子，不能再让妈妈过那种借东家赊西家的穷日子。
由湖北到湖南再到广东和福建，最后落脚湖南长沙，周镇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流浪音乐人生涯。1989年到2003年，周镇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记忆犹新，尤其是广东，因为当时广东的工资一个月就可以拿到三千，让人不敢相信。周镇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
周镇第一架是在湖南打的，差点闹出人命。
1989年到1990年那阵子流行走穴，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到这里演出那里演出，走家窜巷的，有点像现在的送戏下乡。周镇他们团叫湖北电声乐团，到湖南南县岔河镇演出，演出完了之后包了辆中巴车去五胜公，那里还有一场演出等着他们。
刚出镇，就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把车拦下来了，非要搭便车不可。那个人二十多岁，高高大大、油里油气的，一看就是镇上的痞子。那部车是团里包的，己经坐满了人，本来就是两个位子坐三个人，三个位子坐四个人，大家挤着坐的。那人上来以后满车瞅，很快就盯上了团里最漂亮的女演员，拿一些很黄很色情的话挑逗她。这还不够，他还勒令坐在女演员旁边的男演员给他让座，很横、很霸道。周镇团里的演员也大多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很看不下去，一个鼓手很生气，就冲过去跟他理论，结果两个人就扭打起来了，司机是当地人，不想惹麻烦，就把车停了下来，让他们下去打。
南县那地方属洞庭湖区，很多河道和渠道，两个人扭打着就滚到渠道里面去了，那个鼓手个子小小的，明显打不过那个人，被一把按到水里，弄得满头满脸的淤泥，那个人还不善罢甘休，一下一下直把那鼓手往水里按，周镇一看就急了，再这么弄会出人命的。他没多想就跳到了渠道里，正好当时身上带了把削水果的折叠刀，下去就对着那个人捅了两刀，这才把被水呛得够怆的同事捞起来。
再一看，发现那个人不对头，身上好多血呀。
周镇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他们团长就说：“你们出事了！出大事了，赶快跑吧！”周镇震了一下，和那个刚缓过气儿来的鼓手，还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业务的同事，撒开了脚丫子就跑。团里的人把那个人弄上车，调转头，就往镇卫生院送。当地派出所的人很快赶到卫生院，把全团的人一个不剩地全部扣押了。
岔河镇离五胜公二三十公里，周镇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拣小路，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只要有人或车辆通过，赶紧就找草堆躲起来，或躲在庄稼地里。那时是十二月份，冷风瑟瑟的，他们又累又饿，想起打架的情景又后悔又害怕，周镇要不施以援手，那鼓手说不定已经被人淹死了，可他动了刀子，出了那么多血，也不知道把人捅死没有。
毕竟只是一把水果刀，那个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一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门结了案，湖北电声乐团罚款、赔偿八千伍佰块钱，外加一部电子琴、一把萨克斯。
周镇第二次打架的时候已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在福建呆了三年，跑了很多地方，象晋江呀泉州呀一些地方。
广东人很有钱，闽南人也很有钱，有钱的地方夜生活也丰富多彩，周镇他们象候鸟似地总能找到出价最高的歌厅、酒吧。1990年和1991年，福建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不是怎么好，周镇他们演出班子里的女演员，经常被当地的社会青年调戏，当地人叫她们“歌女”，跟台湾那边学的，一种很下贱的感觉。
那班人经常聚在一块儿喝酒，周镇他们演出完毕回出租屋的时候，只要一碰到，他们就起哄，有时候还凑过来，措措撩撩、动手动脚的，周镇他们能忍就忍了，在外面做事挣钱，不忍是不行的。
有次周镇从台上下来去上厕所，当地有个小混混伸脚绊他，让他“叭”地一下重重地摔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爬起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般来说，自己的事周镇能忍，要是朋友受了委屈，就难得忍住，免不了就要打起来。每一次输的总是周镇他们这些外地人，因为即使你暂时占了上风，当地人马上就会呼朋唤友叫来一大帮人，把小冲突演变成群殴，即使闹到派出所警察局，往往也是不了了之，最后也还是周镇他们吃亏。
周镇手臂上的刀疤是在闽南一带一个叫金头铺的地方留下来的。那天晚上下很大的雨，周镇他们几个演员（三男四女）在回家的路上又遭到了一伙人的骚扰，很快就打起来了，旁边有个酒店，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人，见状立即从店里拿出菜刀见人就砍，打得周镇他们三个男的抱头鼠窜，都不同程度地挂了彩。周镇的伤势最重，流了不知道多少血，肉翻出来，都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
周镇非常不服气，都是爹妈生的，没招谁惹谁，就想赚几个辛苦钱，倒弄得象刀口舔血。他把伤口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约了几个哥们儿，也顾不得单挑不单挑的江湖规矩（是他们先以多欺少的），等他们散了，找到了砍他那只手的人，把他暴打了一顿，甚至把他的手拉着按在台阶上，拿脚去踹，直到听到骨折的咔嚓声，这才转身飞快地跑掉了，永远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那一年周镇二十二岁。
周镇后来告诉我，他绝对不是一个爱打架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个脾气温顺的人。但凡事不能过分。他从来不惹事，也绝对不怕事。他经历过好多次打架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动动手，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门心思挣钱，给妈妈买房子。
1992年快过完的时候，周镇总共给家里寄了12万块钱，让他妈妈住上了新的商品房。
周镇在福建的时候不光是打架，他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还去过一趟北京，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那是一次朝圣，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是崔健。
他们见过崔健四五次，由他带着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演出啊什么的。崔健替他们打开了音乐的视野，一个全新的音乐天地，也让他们觉得离自己的偶像实在太远，远得无法形容。周镇并非妄自菲薄，与崇拜者相处时的兴奋感和甜蜜感并没有消灭他的自我意识，他很清醒，懂得自己跟崔健之间的距离不在手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是可以练的，但意识上的差距，得靠个人的悟性。那应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气质，有没有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潜伏着，得靠你的后天勤奋去挖掘。
没有上过大学的周镇找不到更多更贴切的词汇去形容那种既简单明快又浑沌块结的状态，只觉得那象迷雾中的一团光，这让他的努力有了方向。实际上，以后周镇自己写歌搞音乐创作也好，做音乐搞音乐制作也好，其实都在朝那团温暖的光接近。
北京之行让他多少开了一点窍，比如说音乐制作，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东西，你必须了解每一种乐器的习性，吉他、贝斯、鼓、键盘，是你胸中的百万雄兵，你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遇山开路遇水架桥，而不是沉迷于某一件单一的乐器，它即便能深入腹地也必定孤掌难鸣。
周镇把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带到了生活和工作之间。
从北京回到福建后，乐队成员每时每刻泡在一起，练，琢磨，磨合，那是团队协作精神最基础最朴素的训练，脑子是自己的，手也是自己的，但音乐把它们交融在一起，携手并肩朝那团隐约闪烁的光团奔去。
那也是最吃苦耐劳的一段时光，周镇觉得，某个人某件事，也许能给你某种感悟，但是真正要把它表达出来、完成它，还是要靠自己！就象绘画一样，你得练，不停地练，拼命地练。周镇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起来，花两个小时洗漱填饱肚子，然后一直到下午六点，都在练琴。演出完了之后再跟伙伴一起合一下，然后还要继续练。音乐象魔鬼一样附在他身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女魔鬼，调皮捣蛋、天真活泼、不可捉磨，周镇心甘情愿为她耗尽最后一滴精血。
在现实生活中，丘比特之箭还要在几年后才能射中周镇，他的初恋发生在湖南长沙。那一场恋爱整整持续了一千一百天的样子，最后无疾而终。谈到这次只开花没结果的恋爱，周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