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多么华丽或乖张，它所包裹的内核，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与其他存留下来的文字、影像、声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一起，完成着对一个时代的记载与记忆。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谈起过一本叫《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的网络小说，我预感到里面的内容和我要书写的湖南广电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为了获得对湖南广电全方位的认识，我在没有看到这部小说一个字之前，便决定了要引用它的一些素材。
但是，当我花上两天宝贵的时间把它读完之后，我彻头彻尾地失望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假道学，但这部书过于市井和低俗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在他使用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人名展开“老五”的故事时，与其说他在写湖南广电的野史，不如说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些边角余料，我无从分辨与准确判断书中相关内容的真伪，要命的是还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影射，因此我将无法预判，如果我引用其中的部分素材，是否会给我带来影射攻击他人的“连带责任”；其次，我把《非常媒·戒》定位成企业的不完全史和王伟的个人奋斗史，如果把《长沙飘客》生搬硬套地扯进来，恐怕真的会降格它的纪实性和严肃性；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作者通过描写两条腿中间的那点事儿，来折射社会与人生，但如果只停留在私处不作必要的升华，作为精神产品未免太过龌龊，肯定难登大雅之堂。
据说这本不知道最后是否正式出版的书，遭到了封杀。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初的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炒作，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在网上输入书名，现在还能很轻易地读到。
但是，小说题目中的“飘”字还是打动了我。我发现湖南广电的一些员工在对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却明显归宿感不够，真的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基，漂来荡去。再说了，如果我只是想厘清某个文化事业单位的气场，也许网络小说《长沙飘客》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反而是那个气场的元素之一也未可知。
马兰山流行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师”，一个是“流氓”。有趣的是，这两顶帽子完全可能同时戴到一个人头上。
这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社会啊，而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永远有活力的。另外一句话是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经过不算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改初衷，对已经写在初稿里的《长沙飘客》的部分内容予以完全彻底的消除，我将不鼓励、不建议有窥探欲的朋友把它和黄晓阳的那本书比照起来阅读，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事儿。
马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香艳的传说，是关于寡妇楼的。说某栋楼里住的全是美丽娇艳的寡妇（包括离异的女性），她们对重组家庭毫无兴趣，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便开了车去长沙着名的酒吧一条街放纵不羁，完了还不忘记带回有型的先生进行消费。
我得声明以上纯属道听途说，对其真实性未做最基本的调查。一种可能是，这则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乱用了数量词，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夸张的效果而把“几个人”冠之为“一栋楼”，不过，根据我自己羞于启齿的经验，我推猜所有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有点儿荷尔蒙、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或异常，她们或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常人不可理喻的事，只有天知道。
幸亏我不是她们或他们的领导或下属，否则，真不知是福是祸。
作为一个佐证，舞美师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大爆湖南广电内部情艳史，还煞有介事地分为领导篇和主持人的办公室爱情篇，我本来想娱乐娱乐、全文引用的，又怕落了哗众取宠的嫌疑，想想还是放弃算了。
如果我们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当成官方或准官方言论，而把《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当成民间演义，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个人数庞大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卡通化或妖魔化，他们不是围着领导或女人转，而是围着频道和节目转，像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或螺丝钉，维系了湖南广电机器的运行。
我知道，如果我们适当地花一些笔墨把它上下打通，关于湖南广电的气场便有可能融会贯通起来，并呈现气韵生动的景象。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单位、同样一种现象、甚至同一件事，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侧目而视的、有俯视的、有仰视的、有就近细观的、也有偶尔回眸远望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立体成像，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客观与真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人说出他们真实的职场故事，他们在湖南广电工作和生活的感悟。
31岁的金涛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现在是王伟公司的员工，也是湖南娱乐频道建台时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首先他符合“飘”的概念，在湖南广电，像金涛这样飘来飘去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台聘”的甚至“栏目聘”的员工。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有利之处在于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使人保持竞争的动力与激情；不利之处在于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让低层次的人没有了安定感和安全感。
金涛属台聘。他在娱乐频道干了几年之后去了另外一个频道，之后又到天娱传媒做“超级男声”，那是跟河南卫视一起做的合作项目，算下来那一次他在天娱传媒待了半年。后来湖南广电组建公共频道，以为是个机会的他又去了公共频道，对公共频道深入了解之后，又人心思动，最后被王伟硬拉过来，最终成了王伟手下的一员大将。
在我看来金涛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当然我其实对男人长得帅不帅没有鉴别能力，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稳、精神与淡定。接下来便是脸上的那些疙瘩，这使他把自己一下子跟这些年已经不吃香了的小白脸拉开了距离。那些小疙瘩面积不大，也不醒目，没有湖南广电着名节目主持人马可的同类产品那么令人恐怖。我估计是偶发性的过敏反应，但他的女同事称之为青春美丽痘。金涛于是申明自己确实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他说这话既不学究也不油腔滑调，中气很足，还带有那么一点胸腔共鸣的意思，显得很磁性。
金涛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到今天为止，他正好进湖南广电满九年。他用“体制内”称呼湖南广电。
这并不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航空局工会。投身电视行业，他觉得跟个人情结有关。在一拨一拨年轻人的眼里，电视行业是梦工厂，能够参与到制造梦想的行业中，金涛觉得是件很拽的事。他是1999年年底进的娱乐频道，当时有一档脱口秀节目，应该是湖南省内早于“越策越开心”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妙论大卖场”，主持人是刘仪伟。金涛把进入行业前三年当着是个人经验积累的过程，更多的是从事一些编导的工作，也就是最基层、最具体的工作。那时他最大的感觉，一个是苦，一个是累。非常苦，非常累。在湖南广电，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电视劳工的感受。金涛曾经创造过因为加班七天没有离开办公室的记录。
一个星期都干了什么呢？
因为“妙论大卖场”是个话题性的谈话节目，需要事件，需要人物，一个星期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找资料，跟嘉宾沟通。金涛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广电中心主楼二楼的一个办公室（曾经是天娱传媒艺人部），整整一个星期呀。终于到了周末，周六下午和晚上连续录节目，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编导加上两个制片。录完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灯光熄灭，他们四个人坐在黑黑的演播厅里，泪如雨下。
他们那时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像金涛那样的主力编导，月薪也就1600元左右。
其实也谈不上主力非主力，算上金涛，也就两个人。因为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不匹配，很多人员都流失了，从娱乐频道到经视、到卫视，或者干脆离开了湖南广电。
他们带着梦想来到这里，找到的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与工作着的快感，而仅仅是苦与累。后来金涛又换了几个栏目组，换来换去让他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待着有点恐惧了。不错，这里有舞台，但是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这个舞台上每一幕戏的戏子。今天这个幕一拉开你还能表演，明天这个幕一拉上，也许就没你什么戏了，也许你就该走了。湖南广电没有给金涛这种人可以把根扎下来的感觉。
1999年国办发了一份82号文件，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的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随后，随着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付诸实施，我国除几个边远省份外，大多数省都于2002年7月1日准时开通了公共频道。
金涛认为公共频道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更大的目标。他去了。第一次开大会就让人热血沸腾。领导激情满怀地说，建公共频道就是要最大地优化资源，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价值，让大家三年内有房有车。
公共频道的人员来自各个频道，有经视的、有娱乐的，还有卫视的，算是一个组合的大家庭。第一年，大家士气非常高，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跳起来就能够得着的目标，尽管公共频道最早组建的时候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设备。
他们是被指派上阵的士兵。没有枪，没有炮，甚至没有盔甲，但是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占领敌人的阵地，让胜利的旗帜猎猎飘扬。
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
这个童话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然破灭的命运。
各级电视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营实体，它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属块块管理，湖南广电对底下各地州市县电视台没有垂直管理的职能，它们分别归属省、地、州委、县委宣传部管辖，同时肩负着喉舌和政策宣传员的重任。因此，由省台组建的公共频道是不可能取代各地州市县电视台的，客观地说，它是由行政手段组建起来的频道，有人称它为政策频道，可说一语中的，尽管有政策支持，资源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理所当然地能控制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公共电台电视台，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美国的公共电视（PBS），德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WDR）等都是公共媒体，但它们大都不播商业广告，而依赖政府的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来支撑运作，节目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追求引导和服务社会公众。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公共频道，从根本上讲，与其他的电视频道没有什么区别，仍需要从市场上讨饭吃，依靠广告收入来支撑运营。
在这种体制下，你会觉得，这个频道的存在还有前途吗？
不知道金涛是不是第一个感到迷惑的，但起码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感。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