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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路，裴昌会的第七兵团部，也于十七日撤到绵阳。前两天，当裴的兵团部尚在剑阁时，已经准备起义。正当其时，胡宗南突然派五十七军军长冯龙，带着军直属部队，乘汽车开到剑阁。冯对裴说，胡宗南叫他来了解前方情况，要与兵团部住在一起。冯龙本是第十六军的师长，在北平和平解放时，与袁朴、陈鞠旅等人。随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逃出来的（详情已在拙著“关内辽东一局棋”说过）。九月间，胡宗南要裴昌会把第五兵团交与李文，改率第七兵团，冯龙就接了李兵团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裴昌会见他这时候突然来到七兵团的驻地，且又言语支吾，知道是胡宗南派来监视他的，就对冯说，目前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战斗，容易发生混乱。他自己在这里部署后即去绵阳，冯可到绵阳等他。冯一听情况紧急，不敢再留，马上乘原车拉队走了。
当十六日裴昌会准备起义时，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曾表示愿遵命行动。但当天晚上前方发现枪声后，李振西忽来电话，说情形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论处，从此之后便消息音然。原来断了电话后，即率部沿陕公路西南侧窜逃，经中坝、安县窜踞山区茂县，妄图久延残喘。裴昌会因而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就先撤粹潼，再撤绵阳。
当裴昌会到达绵阳时，那里有冯龙的军直属部队、九十军的一个营。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也刚到，胡宗南所派的三十六军一个团，则正向绵阳车运中。裴昌会就把这些部队交给冯龙，叫他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冯龙所负的使命本来是监视裴昌会。指挥这些部队，本非他之所愿，但又说不出口，只得勉强出城布防，离开他要监视的人。
在这样的军情下，胡宗南于二十一日，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人人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偶发短叹，会场空气，常沉重。
开始时，胡宗南先唱了一番“蒋腔”，他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共匪似乎很猖狂得意，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不争气。我们与共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我们要为党国争光。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统的部下，不要辜负领袖平日对我们的领导和期望。我们要激发天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幸生不生，必死不死。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我们到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同舟共济，共赴危难。我们还有几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关于兵力部署方面，由罗参谋长同大家谈谈。”
于是，众人望着罗列。
第十七回
集会新津 罗列夸言谈作战
胡军西走 叫人替死往东攻
罗列说：“最近的敌情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计划要修正。现在遵照总统和胡先生的指示，我们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攻。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奇Qisuu書网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两个兵团应互相联系。各兵团部署限二十二日十八时以前准备好，二十四日拂晓前开始行动。”
罗列所说的“过去的计划”，又是怎样的呢？
原来当时胡宗南的所谓“成都保卫战”有三个腹案，其大要如下：
对敌情的判断：
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所部虽号称数十万，年来补充，都是强拉各地的农民和部分老弱俘虏，且经我各友军之打击，受创颇重，自重庆得手后，继续北向成都，为势虽属猖撅，但实力已经不强。
第一野战军贺龙所部约十余万，由西北南下，以威胁我之侧背，期收腹背夹击之效，为其主要之企图，然长途跋涉，已经疲乏不堪。
对敌作战计划：
第一案：以现有之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发扬我军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对于第一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既是内线作战，又是被动，极易挫伤士气；且粮弹无来源，援兵又告断绝，不宜采取以守为主。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使来犯之敌到处碰壁，并以攻为守，促敌受创致败。
对于第二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目前情况是敌情嚣张，又加敌众我寡，攻则易折，守则易衰，不宜采取攻守兼备之策。
第三案：为便于我军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实行背进，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的第二五兵团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敌后（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敌主力回头，确保我军主力向西康背进之安全。
对于第三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趁敌第一野战军之主力尚未到达，目前尚未形成紧密合围，第二野战军后方空虚，如以两个兵团大胆东向，是出敌意表，定可长驱直人，促使敌第二野战军之主力不能不回头，而达到我军主力安全向西康背进之目的，是为策之上者。
这三个腹案，第一、第二两个都不过是表面上的陪衬，其实胡宗南的想法只有第三案；蒋介石的想法也只有第三案，这从他“召见”李振时的谈话便可说明。这个第三案，也就是罗列口中的“挝去的计划”。现在之所谓“修正”，不过是想先向东打一打，作个假象，然后西逃罢了。东攻只是佯动，西逃才是目的。
在胡宗南于新津召开紧急会议的前一天，资阳、简阳方面已发现解放军的消息。由于军情紧急，起伏于胡军内部的名种酝酿，也随之而紧急了！
上面已简要他说过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和李振的十八兵团方面的情况，现在再说说二十兵团陈克非方面的情况。
陈克非自从十二月四日受过蒋介石“召见”之后，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思想上已发生过几度变化。最初，他见过蒋介石后，再去见顾祝同，顾照蒋的指示，把有关收容调整宋濂所部的八个命令交给了他，并要他“仰体总统意旨，克服困难，奋发图强”。当时，陈克非也颇想“振作一番，力挽危局”。到了十日左右，那些零零碎碎的队伍陆续到达，但是乱麻一团，他想收容调整，只是弄不出头绪。真个是不讲收容犹自可，讲到收容事更难。因此，他于十二日上午，又到成都军校去，想向蒋介石面陈底细。岂料那位“不完成建国大业决不罢休”的“总统”，已于四日前逃往台湾去了。
陈克非只好去找顾祝同。
顾问：“这几天来，你们部队的情况怎样？”
陈说：“今天我到总长这里来，就是要报告这个情况的。十二月七、八、九、十这几天到达的部队，据派出去的联络人员和各军、师的实力调查报告，计有第二军的直属部队，三个新兵补充团；第十五军的司令部，和二四三师；第七十九军的残部，亦陆续到达成郁附近。据报他们有向刘文辉方面活动的情况。第一一八军约共三千余人。第一二二军约一个团，随第十五军行动。以上这些部队，已到达成都古西和郸县附近地区，休整待命。其余各部尚未取得联系。”
顾说：“未取得联系的部队，虽属不易联络上，但仍应多方设法。已到达的部队，应迅速着手调整。”说到这里，顾停顿了一下，像考虑什么似的，然后接着说：“为了保卫成都打个好仗，“胜于一而败于二三，乃是古之名训，因此已决定将所有在川的部队，统归胡宗南指挥，已分令各部遵照，望克日向他总部报到。对于部队一切情况，今后即可向他报告请示。”
陈克非看了当前情景，觉得顾祝同是打算把什么都向胡宗南头上一推了事，已经心不在焉，只得说：“我一定竭力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一切困难问题，请总长放心好了。”顾连说了几个“好极了！好极了！”随即起身送客。
陈克非怀着懊恼离开成都军校，和前一次见蒋后离开时相比较，好比是一个晴天和一个雨大，心中滋味已完全不同。到吃午饭时，又有人说：“外间有很多传说，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已联名通电起义了。又说蒋总统八号飞机去台湾的那大，原要挟同刘文辉等一道走的。蒋总统约他们在那天下午两点钟到军校去，但他们在下午一点钟就设法出了城。”陈克非听了这番话之后，还以为是谣言（关于当时刘文辉等与蒋介石斗法的经过，已详拙著“金陵残照记”中，不再赘）。
但这并不是谣言，过了几天，陈克非遇到了一位老先生，就得到证实。而听了那位先生的话，更使陈克非心绪不宁。
那老先生姓张名钫，是十五军二四三师师长段国杰的老上司。一九三①年陈克非在蒋鼎文下面当连长时，就曾在张钫的家乡住过，那时候，张还送过燃料和灰面给第九师。一九四八年陈去南阳时，又看过张所写的八幅尺屏，留有相当深的印象。只是久闻大名，未尝上一面。那天段国杰告诉陈克非张钫在成都，陈便与段一起去看他。
寒暄过后，陈克非便问张：“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张老先生怎么还能安心住在这里呢？”
张说：“我是大半辈子过的戎马生涯，兵慌马乱是见惯了的。这次在成都，蒋老头想要胡宗南和共军作一次决战，我准备到灌县去暂避一下，侍时局平静再回来。”
陈又问：“灌县距离这里有多远？有什么条件能使张老先生得到安全呢？”
张说：“灌县离成都虽仅一百多里，但是接近山区，非军事必争之地。而且那里有我的朋友邓锡侯的部队，他们具有地利、人和的条件，对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安排，是不成问题的。到情况紧急时，我就作这样的打算。”
张提到邓锡侯，陈觉得正好把听到的消息向他问一下。就说：“张老先生和邓锡侯是老朋友，当然无话不谈，外间谣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已联名通电起义，不知果有其事么？”
张说：“那是真的，不是谣传。我自己有个儿子（张光居）当团长，就在邓锡侯那里起义的。起义的日期是在蒋老头走后的第二天。”停了一会，又用慎重而严肃的态度说：“克非兄啊！我们的蒋先生这一辈子算完了，没办法了。你看共产党的军队由西北到东北，进了关又解放了北平；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又打败了；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又席卷两湖、两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政府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依我看来，是完了，没有办法了。这不是我为共产党当宣传员，因为植材（段国杰）过去同我是同事，现在他是你的部下，直接间接都是一家人，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不妨说说知心话。”及后又说：“毕竟我是一个军人性格，说话总有些颠三倒四的，不妥之处，还请原谅。”
陈说：“张老先生太谦虚了，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所谈的都是事实，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尤其你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更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军人，还望张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