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第20节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气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皇明祖训》是怎样写的呢？我们已在前面引过《皇明祖训》原文了。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今不但无天子调兵勤王之密诏，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诏。而朱棣还是断章取义反复引用“祖训”，他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而且取得了事实上的军事胜利。他声称有“精兵三十万”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与实际相去必不至甚远。朝廷方面面对这一形势如何措置呢？

在燕王舆论的压力下，朝廷宣布罢免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职务。理由没有宣布，据说朝廷意在撤掉燕军攻击的目标，借以缓解燕军的攻势。然而，建文帝实际并未让齐泰、黄子澄离开左右，仍然让他们参与密议。

朝廷所为，实是失策之举。撤掉齐黄，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只能长燕军的威风，灭官军的锐气。同时，我们看到，朝廷对于燕王在上书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责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辩驳。当然，靖难之役后，凡不利于朱棣的文献全都被销毁了。使得我们不能了解双方论辩的全貌。不过，我们从朱棣给朝廷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论辩不是很有力的。

朝廷也并不甘心失败。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顿军马，屯兵德州，以备明春再举。燕王起兵后，河北诸卫一带官军将领非败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营垒，只有少数军官为朝廷力战而蹈死赴义。蓟州马宣及镇抚曾浚在与众披縻中率众力战而死后，河北指挥张伦率领两卫的官军自拔南归，宣誓“矢死报国”　。他们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军。同时，朝廷也想在战场之外屈服燕军。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献策约束诸王的书生高巍，被命景隆出师，参赞军务。这时，参赞军务高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使燕藩，披忠胆，大陈义礼，晓以祸福，劝说燕王罢兵　。

高巍受命来到燕藩。见燕藩旗甲鲜明，军伍整肃，毕竟胜军，气象不同。他自称“国朝处士臣高巍”，将事先拟好的书信送至燕府。这信说：

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现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今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间而起，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据永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兴兵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之地。况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在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

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径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能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无愧矣。

高巍的信送上之后便杳无回音，不得已便再上一通，但仍然得不到回信。

高巍冒死上书，忠勇可嘉，但形势并不因一介白发书生的雄辩可以逆转。燕王朱棣已从燕府一隅，发展至三十万众，不数月间攻占了北平、密云、永平，可谓所向披靡，而朝廷为避其锋，已将齐泰、黄子澄罢免。当此之时，什么“夷齐求仁让国之义”、“篡夺嫡统之议”是不能打动朱棣之心的。

此后不久，李景隆也致书燕王请罢兵。其书今已不存，但从燕王的答书中，可看到朝廷的态度已经软化，且亦标榜守太祖朱元璋的遗训，要全宗亲骨肉大义，已从武力削藩变为羁縻笼络了。建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燕王的答书说：

近总旗魏再兴来，得汝二月十三日书，披观至再。辞意苟且率略，不见诚实之情。度此非出汝之心口也。何则？汝之祖为孝，父为孝，汝出于孝子之家，岂肯妄诞答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诒我。我与汝以家而论分居长，以朝廷而论，爵为亲王，俱不当相待如此……

又云：“尚书齐泰、太卿黄子澄已屏窜遐荒，天理昭明，于斯见矣。”若以我太祖公法论之，必使其身首异处，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为幕中之宾矣。此外示除灭小人，内实不然，诚为可笑……

汝云：“近年以来，钦蒙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吁，《皇明祖训》乃不钦遵，若谆谆在耳，必不如此。……又云：“骨肉有伤，大乱之道，欲舍小怒，以全大义。”……昔我周王弟被奸臣诬害，言“大义灭亲”，与今所说大相违背。……父皇宾天，骨肉未冷，即将周齐湘代岷五王破家灭国，国公至亲，岂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太祖高皇帝也。今又来灭我，其可乎？

闲尝与布政张昺、长史葛诚言祖训，昺诚云：“齐泰等言《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如此变乱祖法，恐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贻笑于万世也。朝廷有如此失政，国公以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其可不忧惧者哉！奸臣齐泰等假以诬亲王造反为由，实图天下社稷之计耳。……谢贵、张昺可吐露实情，谓齐泰等愤恨当太祖高皇帝时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今少主不亲政事，正其得志之秋，祗虑诸王藩屏，未得大纵，遂同心协谋，以灭诸王，方得永享富贵。……

汝为大孝，国家至亲，慨念人生世间不满百岁，死生俄顷，倘汝一旦溘终天年，有何面目见我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为父皇之仇如此，为孝子者可不报乎？

因汝来书，不得不答，再不宜调弄笔舌。但恐兵衅不解，寇盗窃发，朝廷安危，未可保也。所欲言者甚多，难以枚举，忽遽简略，汝宜详之。

从朝廷方面说，齐、黄明罢暗用，高巍千里游说，李景隆投书燕王，都是为了使朱棣放松斗志，而实际却在集结力量以待决战。有湖广布政司左参议杨砥者，竟公然上书朝廷要求罢兵，说是“帝尧之德；始于九族。今宜敦睦诸藩，无自剪枝叶”。如此不识时务，当然遭到断然拒绝。杨砥本人也受到了安置辽东的处分。从燕军方面看，起兵数日“取密云、下水平、袭雄县、掩真定”、“易若建瓴”“气势正盛”，更无罢兵之理。双方仍不可避免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血染白沟河

在高巍使燕，燕王与李景隆调笔弄舌的同时，双方的军事活动仍在紧张地进行。在北平的东北面是辽东，西北面是大同，都是军事重镇。要保证北平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而专心南下，一定要先控制这两个地方。李景隆南遁，正是朱棣收拾地方巩固地盘的有利时机。他首先把目标投向辽东。当时驻守辽东的是吴高和杨文。朱棣分析当时的形势，说：

辽东虽远隔山海，常扰永平。吴高虽怯，其行事差密。杨文粗而无谋。我一计去吴高，则杨文无足虑矣。用兵之道，伐谋为上。此计得行，则坐制一方，无复东顾之忧矣。

朱棣去掉吴高，用的是离间计。他写了两封信分别派人给二人送去。但他故意将二人的信交换了一下。给杨文的信，送给吴高，信中对杨文肆意毁辱。而给吴高的信，却送给杨文，信中对吴高极力赞美。二人接到信后，都把信上交给了朝廷。朝廷不辩真伪，不知是计，对吴高产生了怀疑。结果，吴高的爵被削，还被遣往广西。只剩下杨文一将独守辽东。朱棣这一计，不仅拆除了杨文的犄角之助，而且弄得辽东军中人人互相怀疑。进退无据，不敢放心大胆地出战　。辽东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大同了。

这时，谍报李景隆在德州招兵买马，调集各处军马，以期明年大举。面对这种形势，燕军如何动作，燕王与诸将颇进行了一番讨论。有的将领认为，李景隆即将来，燕军应当有所准备，不当离开北平。朱棣则认为，李景隆即使要大举，也要等到明年春暖。燕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便会向李景隆求援，李景隆如果出援的话，他的不耐严寒的南方士卒千里赴援，也必然疲惫而不堪战斗。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燕军便向大同进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燕军至广昌（今河北涞源），守将汤胜等举城投降。第二年（建文二年）正月初一，燕军来到蔚州城下。城坚守不下。守城指挥李诚，号称冲天李从水沟出城见燕王，相约献城自效。李诚回城后，阴谋败露，被收下狱。城外军士迟迟不见动静未免攻城心切。朱棣也怕久滞坚城之下，兵钝威挫。燕军发现城外有旧筑敌台起楼，楼上厚架有飞桥跨接城上，而现在桥毁台存。燕军决定以这座旧敌台为隐蔽，向城上进攻。朱棣下令各军用布囊塞满雪土，从台上推下，待堆得与城同高时，便乘之入城。土袋垒得差不多的时候，燕军用霹雳车飞石轰击城墙，城墙震裂。这时城中守将王忠、李远等决定举城投降。蔚州之下，实际两军并未接刃。

二月初二，朱棣升投降的尉州卫指挥同知王忠、张远、李远为北平都指挥司都指挥佥事，令他们仍领本部精锐与燕军同攻大同。但朱棣并非对降将完全信任，升官重用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有以制驭。朱棣命人将这些人的家属送至北平。名为优待，实际是拿他们做了人质。这种心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