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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期由邯郸回咸阳后，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国，因此对齐、楚等国的距离遥远和复杂性，是无法亲身去感受的。虽然他一向擅长于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论，但实务经验的缺乏也常会造成前提假设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论上也很难有正确的判断了。
何况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权制度可以有效地让秦国达成一统天下的目标，必然也能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对秦始皇而言，这种推论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这次的廷议，表面上是各派对其理想制度所作的争辩，其实更隐藏着派别权势的争夺。不论是本土派领袖或外籍派政团，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将——百里奚和商鞅，能针对客观情势的需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仔细去观察，统一天下后，秦国客观政治环境上的改变，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调整了。如同英国史学大师汤恩比所讲的，这些具有创造力思考的少数，由于迷惑于成功的华丽灿烂中，他们的创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创造的少数成为了当权的少数，秦帝国的衰败也由此开始了。
天下国家化，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强大的作战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国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力量并吞天下，完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廷议争辩后，秦始皇裁定以国家主义原则，力行“天下国家化”的政策目标。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了。
华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的。每个地区的语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货币也非常杂乱。特别是南方的楚国，由于采分权体制，地方势力较大，即使在其本国内，语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方面作得比较有系统的是东方的齐国和秦国本身。齐国是商业国家，鉴于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运动，使齐国这方面显得较有体制些。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力求中央集权，因而在这方面也建立了较完整的标准。但即使是这两个国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
以容器的计算单位来讲，秦国采用合、升、斗、斛，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斛。齐国用的则是升、豆、区、釜、钟等单位，五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天下统一后，为了租税征收的方便、官僚薪俸计算的准确（当时有部分薪津是以实物供应的），以及全国性商业活动推展的需要，统一度量衡的标准的确是件相当重要的工作。
不过这方面的改革却不那么顺利，从秦始皇26年公布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一直到二世皇帝期间，史料上不断出现当时政府法令的诏书在修正着有关这方面的新规定，似乎新的标准在执行上困难颇多，所以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即使日后从秦国本土出土的遗物资料来看，民间似乎同时存在着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见新的制度似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彻底接受。军事及政治上的统一比较容易达成，但生活文化上的统一，则不是短期内光靠法令的宣布就可以作得到的。（台湾早年也尝试以公斤制代替台斤制，但仍没有成功。）
货币分歧上的困扰更大。齐、燕等东方国家一向使用刀形的“刀钱”，中原地区的国家则采用鍬形的“布钱”，南方的楚国则流行卵型的“蚁鼻钱”，秦国的货币则是圆形的“圆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重新铸造半两钱的“圆币”，作为全国统一的通货，圆形币中间有个方孔，旁边则分别刻有“半”与“两”二字。
为了经济活动的顺畅，货币的统一绝对有其必要。不过，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度量衡相同，实际的效果似乎不大。标准通货的始皇半两钱，除了秦王室的大本营——陕西省和四川省曾有出土外，其他的地方均未出现过，显示其真正流通的范围相当狭小。
车轨的统一是为了运输上的方便，皇室的政令为求能在最短期间到达全国各地，交通网的建立自然是当务之急了。始皇27年，也就是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宣布动工修筑由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大驰道。为了加强驰道上的运输效率，以及保障来往车辆的安全，车轨的统一大小的确也有其必要。
但问题是旧的车子怎么办？要同时将全国的车辆统一规划，势必要有相当长的缓冲时期，秦国统一前后不过十五年左右，更换车轨的成效如何，实在令人怀疑。
在所有的文化统一政策中，被后世学者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字的统一。战国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有其特色，因此统一天下不久后，新任的丞相李斯便提出了文字统一的计划。
后汉时代的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并对这些汉字的发展，作了如下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上奏，废除不同型态的各国文字，并建议以秦国的文字作基础，以设计帝国的新文字。李斯所作的《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的《爱历篇》，以及太史令胡毋敬所作的《博学篇》，都是建议将史籍的大篆加以较简略的改良，形成一种叫作‘小篆’的新文字。”
也有些史籍记载，小篆是李斯发明的。只是李斯身为新帝国的宰相，要负责推动多方面的统一政策，任重而事繁，是否还有时间自己设计新文字，实在令人怀疑，因此，与其将他视为发明人，不如视之为新文字的推动者，似乎更为合理些。
其实，即使是政府所推动的小篆，真正使用的时间似乎也并不太长。同属秦始皇时代的程邈，便已正式公开表示，他花了十年时间的努力，已将大篆和小篆改成一种更简单的文字——隶书。
愈是简单而倾向抽象化的文字，流行起来一定更快。因此，隶书虽不是政府大力推动的，但依现有史料来看，它在民间的流传似乎比小篆更广些。
除了程邈外，也有人认为隶书是一个名叫作王次仲的官员更改古书而发明的，由这些记载来看，想必当时参与文字创造设计工作者必不在少数。
不过，后来在山东临淄县的古墓中，却赫然发现在齐国姜太公的六世孙——胡公的棺木上（约西周末年）有类似隶书的文字，或许隶书在秦国统一六国以前，便曾存在于东方的齐国。
将天下统一在单一政权体制后，秦王朝便决心贯彻其中央集权的理念，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及车轨，都是政策上的必然结果。不过这种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和习惯，绝不是靠强制的法令便可以有效推动的。因此秦始皇和他的决策官僚集团，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完成的绩效，似乎远不如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的成就。
巡幸天下，拚死维持公权力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巡幸天下了。
9岁时从邯郸被送回咸阳，到了39岁统一天下的三十年间，秦始皇似乎并无远游的习惯。但自从统一后的第三年起，步入中年、体力逐渐转弱的始皇帝，却反而展开了一系列巡幸天下的活动。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在他最后生涯的九年间，曾作过四次长途巡幸，最后甚至病死于途中。
第一次为始皇28年，统一后之第三年：咸阳→峰山（山东省邹县）→泰山（山东省泰安县）→黄（山东省黄县）→腄（山东省牟平县）→成山（山东省文登县）→之罘（山东省烟台市）→琅琊（山东省诸城县）→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衡山（湖南省湘潭市）→湘山祠（湖南省湘阴县）→南郡（湖北省南方）→武关（陕西省商县）→咸阳。
第二次为秦始皇29年：咸阳→阳武（河南省阳武县）一之罘→琅琊→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咸阳。
第三次为秦始皇32年：咸阳→碣石（河北昌黎县）→上郡（陕西省北部）→咸阳。
第四次为秦始皇37年：咸阳→云梦（湖北省云梦县）→海诸（安徽省相城县）→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吴（江苏省苏州市）→琅琊→劳山（山东省青岛市）→成山→之罘→平原津（山东省平原县）→沙丘（河北省平乡县）病死途中。
虽然有不少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大规模的巡幸天下，是为了好游乐及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后者或许有其必要，但只为游玩似乎不用如此辛苦的跑得那么远，况且巡幸的地方也几乎都是最不稳定的齐地和楚地。
秦始皇在年轻时，便非常认真于工作，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想必他更是日夜不停地繁忙着。《史记》上便记载有：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换句话说，秦始皇每天必须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公斤的竹简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则日夜不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拚着命在工作的，这样的君王哪还有闲情去游山玩水？
不但长途巡幸，秦始皇也常微服出巡咸阳。
微服出巡，显示他并不急着显示自己的权势。29年他第二次巡幸时，险些在博浪沙遇刺，31年在咸阳微行时，也险些遇害。可见这些行动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如果不是工作上的绝对必要，绝不会有君王想去作的。何况，二千多年前的交通不发达，道路情况也不好，光是长途跋涉，已经是相当辛苦的了。
与巡幸类似，便是有关刻石的工作。
始皇28年，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始皇29年，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
始皇32年，碣石刻石。
始皇37年，会稽刻石。
刻石象征秦皇室的影响力，也代表秦国统治力量到达这些地区，可见秦始皇的巡幸和刻石都有其政治目的——宣扬秦皇室的公权力。
如前所述，秦始皇巡幸的路线，大多在齐、楚两地。由于这些地区一向和中原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地方性组织复杂且较富独立性，对秦皇室的公权力也较不服从，尤其是对有关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政策，更是一点也不买账，当地的政府官员势必也深感头痛。为了贯彻中央集权的决策，也为了协助公权力的执行，秦始皇不得不以皇帝的声望，东奔西跑巡幸各地。以他在宫中庞大的工作量，加上长途跋涉的辛苦，秦始皇终于病死在沙丘的东巡途中，严格来讲，他应该是累死的。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俞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许多人喜欢把“大公无私”挂在口头上，却不知道只要有所喜好和厌恶，便不可能真正的“无私”。仁政本是儒家施政上的最高理想，但心里老惦着仁政，行事必有所偏好，有着自己的标准，便也不再是“大公无私”了。
老子以“无”为处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将万物一视同仁，无所偏私，这是不仁，也是大仁。
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