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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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 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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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公也很爽快地答应曹参的邀请,见面后盖公告诉曹参,治道应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相信人民自己处理的能力,则政治自然会趋于安定。

曹参听了,顿然领悟,于是立刻令人空出正堂给盖公居住,以便能不断向他请教。

此后,曹参在齐国的施政,均以黄老治术的原则行之,安定养民、与民休息,不求自己绩效,但求民生安定富足。九年之内,齐国安定繁荣,曹参被公认为管仲及晏子以后的齐国第一贤相。

曹参在这段期间,也学会透视和洞悉世事的高度智慧。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开,曹参立刻要求舍人作西入长安的准备,并着手移交齐国丞相的职务。

众人问其故,曹参沉静地表示:

“我将入京为皇朝的相国,及早准备,以免仓皇失措。”

果然不久便接到刘盈正式诏令,他即刻赴长安,出任相国。

曹参交代续为齐国宰相的接棒者道:

“努力照顾好齐国狱政和市场上的帮派行为,只要这方面管理得好,齐国大概也没有什么事了。切勿以自己的绩效,干扰人民的生活。”

后继齐相者问道:

“狱政和市场帮派?难道没有比这方面更重要的政务吗?”

曹参回答道:“倒不是这样。齐国的社会组织非常复杂,人民利害间的相异性颇大。监狱及市场帮派,是兼容并蓄复杂势力最重要的地方,接纳他们才能加以有效管理。如果一味强力压制式扫黑,反而会使这股势力到处流窜,奸人无容纳之地,势必造成社会的普遍污染和腐败,所以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最重要。其余的治术,人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去担心!”

这的确是非常伟大又务实的执政观点。

齐国是商业国家,如同目前的台湾一样,社会结构和利害关系均非常复杂。

监狱是大染缸,也是不良分子的汇集地,如果不好好管理,不但不能帮助受刑人改邪归正,反而会成为黑道的训练大学。监禁愈久的道行愈高,不但有硕士班,还有博士班,出狱以后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市集帮派是一些投机者和无产弱者的天堂,他们是属于“为钱赌生命”的一群,也就是目前所谓的黑社会帮派。这种地方以违反法律、好勇斗狠为生存本钱,“黑色”和“黄色”是这里的特色,自有人类以来,很多政治经营者都想禁绝之,但任谁也作不到。因为这是人性中最基础和实际的需求(饥饿、性和安全),愈拘束它,经常反弹便愈大。

数年前政府发动扫黑,结果是愈扫愈黑,黑道老大扫掉了,新人成长的机会更多,只要肯拼的,便可接棒成为新一代大哥,发展的空间反而更大些。

而且为求自保,黑道事业转向商场,黑道伦理被破坏后,他们再也不用伦理规范了,所以勾结官员,围标勒索,使商场伦理也跟着破坏无遗。

为顾及公平,政府自然又插手禁绝,但黑道力量不但未消灭,反而直接加入政治,黑白两道便不再分家,社会也濒临崩溃的地步,直到另一股更强的力量兴起……。

黄色的色情也一样,禁绝了以后,反走入了地下,到处流窜,成了社会的大污染。

数千年以来,这两股力量都是禁绝不了的,所以更需要审慎的管理,约束其生存范围,建立道上伦理,使新人发展空间少,自然可以限制住其成长。

日本德川幕府的创办者德川家康,在建立江户(现东京)时,便非常清楚这两股力量的“可怕”及“必要”性,分别找到道中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协助他们发展并建立伦理,也维持住了一百多年的安定。

曹参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便是这番道理了。

萧规曹随,千古美谈

虽然在晚年,曹参和萧何处得并不好,但临终前,萧何还是认为只有曹参最适合接任相国的位置。

更有趣的是,曹参接任后,万事无所变更,完全依照萧何时代的规划。

不但如此,曹参还非常小心地慎选共同执政的官员,野心或企图心较大的绝不任用。他特别从各郡国中,选出有治理地方实际行政经验,且木讷又拙于文辞、处事待人厚重。个性稳定有耐心的官吏,将其提拔为丞相府官员,以最务实安定的手法来推动政务。

对于那些追求自我声望、急于表现以突显自己、辩才无碍、富于煽动力的官员,他则常斥责之,并冷冻起来,不给予重用。

为了降低行政效率,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以拒绝处理太多的事情。

由于吕后专政,吕氏人马加速夺权,行政和制度变更的要求很多,曹参一律不理,压积的公文件数多得惊人。

很多公卿大夫、将领们见曹参什么事都不办,便到相国府要求晋见,并且商议公事。

曹参便招待他们喝酒,让大家都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有人想说话,曹参便以“再喝,再来干杯”阻止之。直到喝醉了,什么建议也来不及讲,便又回去了。

这样的场合,几乎也成了常事。

渐渐地,这种什么事也不办的纯喝酒,成了大家的习惯,连官吏们也学习起这种风习。因此有人密告到相国府,要求整肃这种无效率状态。

曹参便过去看看是否真有此事。到了现场,曹参不但不干涉他们,反而参与喝酒唱歌,一起同乐。

他每天花在处理相国府的公事上时间非常少,并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细微的小过错,曹参都帮助大家掩饰过去,因此每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

刘盈当然也听到曹参荒废政事的报告。

自从“人彘”事件后,刘盈自己整天喝酒作乐,耽于女色。但政事还有工作一向认真审慎的萧何在掌舵,总算不会有什么大事。

换上曹参就不同了,他也来个万事不管,整个政务立刻陷入停顿状态。

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为中大夫。

刘盈便召见曹窋,对他埋怨道:

“你的父亲大概欺侮我年少不懂事,所以才会如此的荒唐吧!你回去对他说:‘高皇帝弃群臣而归大,当今皇上年纪尚小,您为相国,整天喝酒唱歌,无所事事,如此作为怎能成为天下臣民的领导者呢?’但不要说是我讲的,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曹窋回去后,便等待机会,将以上的意思对曹参作劝谏。

想不到曹参当场大怒,表示:

“你只要好好侍奉皇上就可以了,怎么如此多嘴?天下事岂是你这种黄口小儿能懂的!”

并当场依家法,怒责曹窋二百下,以示惩戒。

这消息自然很快传到刘盈耳中,刘盈也大怒,立刻召见曹参。

刘盈当面怒责道:

“你为何处罚曹窋呢?是我要他劝谏你的啊!”

曹参当然知道是刘盈指示,他处罚曹窋,便是作给刘盈看的。

因此曹参也立刻脱下相国冠帽,辞谢道:

“我所以什么事都不做是有原因的!”

“这又有什么道理?”

“陛下自认在圣明英武方面,比先皇如何?”

“朕哪敢和先皇帝相比!”

“那么陛下认为我和萧相国,谁较贤能?”

“老实讲,你不若萧何!”

“是啊,陛下讲得非常对,我们是都不如他们啊!如今高皇帝和萧相国为天下所定的法令已经够清楚了,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也只要谨守职位,遵守既定的法令,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立刻醒悟,便说道:

“我知道了,相国就照您的意思去做吧!”

无为而治背后的苦衷

《史记·曹相国世家》最后记载:

“曹参为汉皇朝相国,先后三年,死于任内……百姓歌颂道:‘萧何制定法律规章,统合整体行政作业,曹参接续其职务,审慎保守制度精神,毫不修改,主政务在清静无为,让百姓有一段安静日子好过。’”

司马迁本人在最后的评语内更表示:

“百姓在经历秦朝繁苛严酷的政治后,曹参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故天下俱称其美焉!”

史记的年代离当时不远,民间对萧何及曹参的称赞,以之为当代难得的贤相,应属事实。

但后代读史者不免要直瞪眼了,萧何个性保守,一切简约,无何作为,曹参更是成天喝酒,消极无为,行政效率低落,这是那门子的贤相呢?

不过,民间反应的事实又摆在眼前,这要如何解释呢?

老子《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的确是萧何规划的最好写照。刘邦的汉皇朝介于周王朝封建制度及秦皇朝的郡县制度中,严格来讲,是无前例可循的。又值秦皇朝过分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帝国贫血症,行政一片混乱,甚至濒临崩溃。萧何因此一律简化,让各地方仍有相当自主权,以应付个别情况。

萧何小心谨慎的规划,让中央和地方间取得均衡,但实际上又由于大诸侯王骨牌效应式造反,使中央不得不直接掌控各郡县。所以当年所谓的“郡国制”,其实只是配合现状需要,更改中央集权缺点,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制度。由于简约,颇适合动乱不安的时代,适应力倒算颇强。

不过这套制度实施不久,刘邦及萧何便相继去世,幸好大的异姓诸侯也皆已解决,国家还算平定。

曹参接棒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让这套制度,发挥实际效能。既然萧何已有明确规划,并皆已付之执行,曹参只需全力维持这股气势,使制度能让大家习惯化即可。

但这时候却有另一股力量急速想夺权,以扩充自己势力,国政的最高领导者吕后便是这股力量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把守好制度,吕后一党必极力破坏之。曹参对此知之甚详。因此,他一律禁绝任何改变,一切依萧何规划,以确保汉皇朝制度不被吕氏一党所破坏。

曹参暗示刘盈的也在于此。

如果随便依需要而变更萧何的法制,以吕后为主的吕氏一党便有更多的借口更改法律。大家都不动,吕后也动不得,尚不稳定的汉皇朝新政权,才比较能够保持住。担任齐国实相期间的执政经验,使大老粗的曹参,养成极高洞察世事的智慧。他执政三年内,以“喝酒”阻止了吕氏一党的夺权阴谋,在表面和平、内部波涛汹涌的时代,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掌舵者。

忍辱为国,安抚匈奴

刘敬的和亲政策,只是暂时安抚住匈奴。

刘邦、萧何去世后,虽总算维持住安定,但汉皇朝的国力,却陷入了停滞状态。

此时,冒顿的态度转为顽强,居然写了一封国书给刚刚寡居不久的吕后道:

“我这个孤独寂寞的君王,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曾数度到边境去,颇思能到中国一游。陛下(指吕后)也刚寡居,想必正孤弱寂寞,心清也必快乐不起来,愿以我所有的,换取您所没有的(意谓和吕后交往)。”

国书中出现如此词句,对吕后而言算是相当轻挑的侮辱了。

和吕后较亲密的樊哙也大发脾气,立刻表示愿亲率十万兵马,攻击匈奴。

中郎将季布却大声疾呼:

“樊哙出此狂言,该斩。先前匈奴国困高皇帝于平城,汉兵有三十二万之众,樊哙当时也是军团将领之一,都无力解围。”

“当前我军创伤都尚未平抚,受伤的人也都尚未痊愈,樊哙却想以十万军讨平匈奴,此不实的狂言,将造成天下大乱啊!况且夷狄之人,本来便有如禽兽,他们的善言不足为喜,恶言也不值得生气啊!”

樊哙也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便不再反驳。

众大臣和诸将领都深知目前绝非用兵之际,更纷纷提出劝谏。

吕后自己也很清楚,汉皇朝根本无力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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