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还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挖空心思“揭露”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有一段时间，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共产党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领导见状，觉得大姑没有培养前途，也就只得遗憾地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不久后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极差，菜洗得也很不干净，菜汤上居然还浮着一层蚜虫。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喝呀。”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政治的进步和民众的道德水准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二、“洋劳改”
在宣判大会结束之后，父亲他们一行被押送到开封市拘留所，与一百来个小偷、流氓等刑事犯一同关押了几天。之后，父亲被武装押运到一个农场，分配到河南省杞县县城东约十几里的一个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劳动改造。
父亲最初服刑的农场原本是关押刑事劳改犯的。别小看这些刑事劳改犯，当时都有统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还发一副风镜、一副护耳、一条围巾、一顶棉帽。看文艺演出时，这些戴风镜、扎围巾的劳改犯都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的口号入场，比起附近农村衣衫褴褛的农民来，这些劳改犯真算养尊处优了。所以，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要想跩，当劳改”（「注」“跩”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气）。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个农场渐渐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其他刑事劳改犯都分批转移了。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类似父亲这样的“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穿灰色劳改服的刑事犯中混杂着这些穿皮鞋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戴眼镜手表的“劳改犯”，都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在我父亲进劳改营的头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刑事犯还没有转移完毕，有警察看管；一九五八年底，刑事犯转移完毕之后看守就取消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并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在父亲服刑后她又等了两年时间，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其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于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给父亲送来了一纸离婚通知书。我父亲当时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争辩一句就在离婚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虽然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但令我奇怪的是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偶尔提起这段经历，也只是说那是形势所迫，怨不得她。
刚到劳改农场的最初两年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一度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时间长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他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么一对比，父亲的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刑事犯转移后看管得松了，获得一些自由以后，我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即便是身在劳改营里，他们这些“洋劳改”还是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洋劳改”还满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东窗事发后栽了大跟头，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劝你要悬崖勒马啊！”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