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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家族在确山县已经发展成两个紧挨着的小小村落：王岗和国楼，二者相距不足一华里，如今已经并成了一个村庄了。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弟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一九六○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五十九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四十七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三十二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是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后被杀，同时王岗、国楼二村全体姓“国”的族人，全部被列为罪族，直系不得进仕考取功名。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曾祖父有着异常的求知欲，读书非常刻苦，但因自己是“罪族”，无法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一直叛逆的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楷模”——耕读之家。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了祖父这一代，朝廷不准进仕的诫令就解除了，于是曾祖父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我的祖父身上，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
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异常勤奋自觉。祖父晚上学习时因怕自己睡着了，就拿一把锥子放在身边，一旦犯困，就用锥子自己扎自己的大腿一下，于是马上又警醒过来，继续读书。就这样，祖父学得满腹经纶，又练出一手好书法，不到二十岁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一九○五年，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从丙年（「注」即一九○六年）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件事，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手无缚鸡之力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知府去谋了一个文书的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一套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以后，祖父仍然没有舍得把这身穿戴扔掉，就交给确山老家的亲戚们代为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来造反时搜出这身衣服，于是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三、革命与混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一九一二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
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此时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好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高等警官专科学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从高等警官专科学校毕业时，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初期，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玉祥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冯玉祥手下多为赳赳武夫，文官很少。祖父虽为警官学校毕业，但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举手投足，依旧保持旧式读书人谈吐儒雅的风范。同时，祖父文化功底厚实，文章如行云流水，字迹也颇显功力，很得冯玉祥的器重。祖父这人有些政治抱负，点评时局也有独到之处，在投奔冯玉祥时，只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期间先在河南省民政厅任职，执掌河南全省警察大权，后又升任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大约在此前后，祖父离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没有儿子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在跟随冯玉祥之后，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观念影响，不想和当时达官贵人那样讨几房姨太太。因此，尽管与原配夫人感情不错，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选择了离婚。通过媒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来自豫东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年轻时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岁。祖母过门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过不惑之年的祖父终于有了儿子，顿时如获至宝，连续摆了好几天宴席来庆祝。祖父本身就比祖母大二十多岁，现在祖母又生儿子有功，从此非常宠着祖母，使她养成了非常骄横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离婚后，仍然养活着她们母女三口；祖父去世后，在祖母的百般阻挠下她们和我们家庭失去了联系。
中华民国时代各个省的民政厅与当代的民政厅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厅。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省政府机关也没有如今这么庞大，一个大院就把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装下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没有什么“级别”可言，官员在任上，马上就有俸禄；一旦免职，马上就停发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员，明明什么都不管，还要享受个什么待遇。冯玉祥在河南时我的父亲尚未出生，自然没见过他；我的大伯倒是记得冯玉祥，因为每个周末到省政府机关澡堂洗澡时候，经常能碰到冯玉祥。在民国前期，河南人不是很讲卫生，即便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冬天不洗澡也是常有的事情。冯玉祥来了以后大讲卫生，在省政府机关开起了澡堂子，号召省政府官员及家属周末都去洗澡。每个周末，冯玉祥就站在澡堂门口，看到有人来洗澡就招呼：“啊，来了，好，欢迎欢迎！”大伯小时长得虎头虎脑的，每次跟着祖父去洗澡时，冯玉祥总是要逗他玩一会。
冯玉祥生活简朴，一向简衣敝履，和士兵穿得差不多；他还特别讨厌穿绫罗绸缎的富人，只要见到就要想办法羞辱一番。在这种风气下，冯玉祥手下官员，也大都不敢穿锦衣华服。我见到家里留的祖父当时的照片，虽然官也不小，但穿着非常简朴；即使冯玉祥离开河南以后，祖父衣着简朴的习惯仍旧保留了下来。冯玉祥特别讨厌妇女缠足，已经成人的也就算了，经常派兵抓那些缠足少女，一抓到就把女孩的父亲也一并抓来，把裹脚布缠在他的耳朵上，由士兵抓着游街示众。当时开封大街上，经常有这类事情发生。
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联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就连蒸馒头多了也要端走，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零星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此外，冯玉祥信基督教，对佛教道教很讨厌，在开封时驱赶僧人，砸毁佛像，还把开封的大相国寺改作游乐场，也惹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冯玉祥在开封期间，祖父主管开封治安。祖父这个人比较敬业，做过一些好事。在祖父执掌警察权力期间，开封的治安状况是比较好的，这一点从一些民国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为此，祖父从主管警察事务的职位上获得擢升后，当地一些民众曾经赠送给他几把“万民伞” （「注」“万民伞”是旧时百姓对有政绩的官员的一种表彰，其状类似雨伞，但比雨伞大，一般是若干百姓集资购买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