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5节

等到日本飞机不来时，漯河城内就恢复了常态，戏园子照样开，买卖照样做。那时漯河是个小镇，戏园子也没有包厢什么的，离舞台最近的地方放几张八仙桌，就算是贵宾席。戏园子里面有很多卖花生瓜子的，见到有人坐到八仙桌旁就知道是有钱人，于是问都不问，就在桌子上铺上一些纸，在纸上抓一把花生，一把瓜子，一把糖果。当时并不收钱，等戏快散场了才来结账，从没有过不给钱的。戏园子还为每一位有坐票的观众提供一条热毛巾擦脸，拧热毛巾的人就站在戏台的斜后方，拧好后自己不送，而是扔给站在观众席前边的跑堂，几十条毛巾顺手一扔，对面的跑堂的双手接住，从来没出现过毛巾散架或者接不住的情形，也算是一个绝活。

漯河戏园子门口有一个卖糊辣汤的，姓王，当年四十多岁。他的糊辣汤做的色香味俱佳，份量又足，全漯河镇的老百姓都爱喝他的糊辣汤。老王是一个戏迷，经常与喝糊辣汤的票友谈论哪个戏子唱的好。老王性子倔，要是哪个票友跟他意见不一致，说他赞赏的那个戏子的坏话，老王就跟人家急眼，连糊辣汤也不卖给人家。人家说，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老王就说：给钱我也不卖！

时值战乱年代，法度也宽严失当。一天夜里，一股土匪老抬手持武器来到漯河抢劫了一家店铺。当时正有一个警察在附近站岗，一看见土匪人多势众，吓得连头都不敢露。过后上面追查起来，竟然把这个警察给枪毙了。后来，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侦缉队的队长去追查土匪去向，这位队长受命后还是不敢去，结果也被枪毙了。其实仔细想想，这两个警察实在是罪不该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兵临漯河城下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已经是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一时间连载人驮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当时十块大洋对农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二人一听自然是高兴坏了。当然，两辆独轮车也不够用，众人就把不便于背的笨重行李装上独轮车，包裹细软就自己背着上路了。当时大伯已经十五六岁年纪，身上背了三四个包裹，压得他呲牙咧嘴。

刚出城走没多远，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于是鬼子的飞机在人们头顶转来转去。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开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有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员的太太，脑满肠肥，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在父亲那一桌前小声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什么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当时我父亲只有八九岁，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舞阳县境内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

李家寨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庄园，寨旁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数百名武装。这个庄园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粮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里生产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别有意思：在一把铜壶外面做个木桶围起来，木桶与铜壶之间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来保温。李家的少爷、小姐们，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但居然都没见过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产的糖稀或者蜂蜜，听到我父亲说白糖竟然和雪一样白，个个稀罕得不得了，还问：“做成那样，那糖还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只是父亲此时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哭着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据当时祖父的一名卫士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卫士则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慌忙躲避马车，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被马车的铁轮压过。竹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卫士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惊的马身上，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

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时，总是摇头晃脑地说：“写会飛、鳳、家，走遍天下人人夸。”当时还是用繁体字，飛、鳳、家这三个字结构比较难把握，顿大伯的意思是等学生掌握了这几个字的结构，毛笔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当时顿大伯批改作业，总是分“超、上、中、下”四个等级，我二姑小楷写的特别好，顿大伯批改作业时，觉得二姑的毛笔字已经好得没法批改了，就发明了一个新等级：“特”。

学校的另一位先生是外面请来的，姓常，当时也五十多岁了。常先生脸膛红红的，非常有民族气节。一次上课时，常先生挨个问学生们长大以后的志向。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站起来说自己长大以后想“当汉奸”。常先生一听，本来脸就红，此时更是气得变成紫色，找了一根棍子狠狠打那个想当汉奸的学生，连棍子都打折了。后来那个学生家长还跑来闹了一阵，又被常先生一顿臭骂。

顿家庄离漯河很近，所以日本兵也经常去。日本兵去的几次都是去要马料，当场把马喂完以后，道个谢就走了，没有祸害老百姓。有一些胆大的小孩就围上去看热闹，日本兵有时还掏出一些小饼干给孩子们吃。我父亲他们几个因为是国民政府官员子女，害怕离日本兵近了暴露身份惹祸，看到这种情况就躲得远远的。

日本人占领漯河以后，就轮到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国民党的飞机全是美国援助的，比日本人的双翅膀飞机先进的多：银白色单翼双引擎，有时还有四个引擎的。老百姓不懂，就叫这种飞机是“三头飞机”或“五头飞机”。日本人进漯河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从来没有掌握过制空权。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一、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