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灵活的“兵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海东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在战斗中增长才干，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我们战斗的大别山区，徐海东同志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的广为流传。我们这些红军战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东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灵活的“兵书”。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惊恐地称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战，活捉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当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听说徐海东同志既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又没有上过保定军官学校，而是在山区生长的烧窑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徐海东同志也常给我们讲到他出身穷窑工，打仗没有别的窍门，是靠党的指引，在实践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时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跟着海东同志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壮，就有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的反清剿任务十分艰巨，部队的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特别是到了冬天，部队没有棉被、棉衣，战斗力受到影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镇定自若，周密策划，制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作出了“避免与敌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决策。他派人四处侦察，弄清情况后，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棉花，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争情绪，当大家纷纷要求打大仗时，海东同志认真吸取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教训，认为敌强我弱，要避免部队受损失，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
我们六安县有个镇子叫“两河口”，国民党保安队占据镇里的一座古庙，并派有重兵防守，扬言“万夫莫开”。徐海东同志决意拔下这颗钉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敌后根据地。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气，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海东同志认为强攻不利，只能智取。他让战士们找来十几只鸡，每只鸡腿上都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后甩了进去。盘踞在庙里的敌人还没有醒悟是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带着火已飞落在庙顶上，有几只还飞到庙里。顿时，古庙就烧起来了，烧得敌人喊爹叫娘，四处逃窜，部队趁势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两河口。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挥师北上，开始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后围追堵截，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长征途中。为了配合主力北上，建立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在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同志的指挥下，我们过豫西、入陕南，长驱直入，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些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壮大，部队装备得到了改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我记得，部队离开大本营，刚进入陕南榨水、镇安一带，当地的土豪们把从穷人手里剥削来的万贯家财和粮食、腊肉等物资全部集中在一个山上。海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但是，这座山悬崖陡壁，土豪们把所有东西部藏在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半山腰的洞里，又把上洞里的木桩路全部破坏，部队上也上不去，打炮也无济于事，战士们开始产生急躁情绪。海东同志想，我们上不去，就想办法“请”他们下来。他一边稳定部队情绪，一边组织战士们抱来一大堆干柴，放到山脚下，上面撒了很多干辣椒面，用火一点，浓烟四冒，很快笼罩了整个山洞，迫使土豪劣绅们只好乖乖的投降。我们把缴获的东西除少部分留用外，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人民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七月，当听到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毛儿盖，准备北上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奔走相告。鄂豫陕省委当即召开会议，迅速作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西进甘肃的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过六盘山，下庆阳，来到甘肃黑水。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黑水河猛涨，部队行动受阻，只好驻扎下来。徐海东同志不顾疲劳，连夜观察地形，认为黑水是个盆地，一旦敌人包围，我们连个退路也没有。他告诉当时任参谋长的戴季英，让他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必须组织部队离开黑水，防止敌人偷袭。可戴季英不以为然，蒙头大睡，耽误了部队行动，果然天刚拂晓，国民党马鸿逵部的骑兵突然冲了上来，加之我们没有打骑兵的经验，情况十分危急。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身先士卒，和战士们一齐挥舞大刀，奋勇冲杀，并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放排子枪，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光荣牺牲。徐海东同志失去了亲密战友，十分悲痛，亲自为吴焕先同志洗身穿衣，举行葬礼。在行军途中，他组织大家总结打骑兵的经验。我记得当时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一齐杀。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杀！”
一副钢骨铁筋徐海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炼，造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凡是和徐海东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赞颂他的心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亲切地称他是“红色窑工”。徐海东同志也常说：“我祖辈六代都是窑工，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徐海东还不照样做穷窑工。我们只有跟定共产党、毛主席，团结起来闹革命，夺取敌人的‘印把子’，才能翻身求解放。”这正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他在斗争中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大众过上好日子而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力量。
徐海东同志一生中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亲自指挥过无数次的战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为革命先后九次负重伤，而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我永远不能忘记，有次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河里洗澡，他喊道：“小徐，你过来看看，我身上又叫白狗子咬了多少窟窿？”我看到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回想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无论仗打得多艰苦，我从来没有听他喊过半句苦，没有讲过没办法的话，而是哪里敌情严重，他就出现在哪里。每次部队撤退，都是等大部队走完后，他才下山，起到了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北上的时候，部队刚进入陕南山区不久，一次突然发现敌情，他和程子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察看地形，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嘴巴子，伤势很严重。程子华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垮敌人的进攻。
徐海东同志对敌人恨，对革命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历尽艰险的长征途中，他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搞特殊化。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经平汉，过枣阳，到陕南这一段，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常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一次，刚支好锅，被敌人一个炮弹打得粉碎，炊事员也壮烈牺牲了。没有办法，海东同志就带头吃生黄豆面。他有时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拖着带病的身子爬山行军。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感动着广大指战员，影响着全体干部和战士，全军上下互相关怀、互相爱护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
徐海东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他意志坚强，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暗暗着急，可他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总是乐哈哈地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没什么，这副骨头还散不了架。”在病中，他始终保持和党组织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前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为党工作，亲自组织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革命的成果，要艰苦朴素。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胜利。一九六三年，我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