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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我军进入陕北在永宁山地区休整了四天，很快消除了疲劳。特别使大家感动的是，陕北人民对我军无微不至地关怀。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给我们送粮送柴，慰问我军。赤卫军、儿童团为我们送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士们看着这一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几年前在鄂豫皖苏区，人民也是这样关心爱护我军，可是长征以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们深深感到：红军有根据地和没有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英勇战斗来保卫苏区，所以，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两同志要求全军整顿军风军纪，切实执行群众纪律，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军民关系，同时虚心向陕北红军学习。接着，我军继续向陕北苏区内地进军。中共西北工委为迎接我军，给各级党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有利于加强陕甘和川陕苏区的联系，是苏维埃运动在西北的一个胜利。要求发动群众，开欢迎会、庆祝会、捐送慰劳品，欢迎和慰问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九月十八日，我军在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一片热烈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三、组建红十五军团两军会师后，在永坪举行了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徐海东同志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会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即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二十五军改编，七十八师由陕北的二十六军改编，八十一师由陕北的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块比较完整的根据地，也是我军准备打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前进阵地。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大会师的前奏。这两支军队各有特点，红二十五军装备精良，能征惯战；陕北红军土生土长，同当地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军团成立后，部队在永坪地区休整了几天，军团徐、程首长指示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要认真学习陕北红军的长处，特别要注意两军的团结，要尊重陕北干部、爱护陕北工农群众，要把群众纪律进一步搞好，让军团政治部（大部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人）多检查督促，无论对群众还是对陕北兄弟部队，如发生不团结或违犯组织纪律的事，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多承担责任。所以，在这个时期，十五军团内部以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亲如手足。红二十五军严格的军风军纪，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给陕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四、三战三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实现消灭我最后一块根据地和红军，使北上红军主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的企图，调集十余万人的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作战方针，于七月开始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在东线的绥德、吴堡地区击溃晋绥军，接着又转移兵力打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大大增强了反“围剿”的力量。但东北军张学良对此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陕北红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红二十五军刚到，也是疲惫之师，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取胜，当即就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三个师由中部（今黄陵）经洛川向北进攻。其一一○师、一二九师进占了延安，一一○师一个营留在甘泉，王以哲率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与此同时，五十七军董英斌部、骑兵军何柱国指挥一○六师、一○九师、一二○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
根据这种形势，军团领导对我军反“围剿”的出击方向作了研究。有的同志建议向北出击米脂、横山，歼灭井岳秀、高桂滋两师。徐海东同志认为，应南下打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如能歼灭其一至两个师，就会很快打破敌人的“围剿”，整个陕北的战局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主张，并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派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攻甘泉之敌，调动延安敌人，中途进行伏击。
原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听说军团长决定打东北军，大家立即感到这个决定十分英明正确。我们同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已较量过多次，歼灭了它成师、成团的部队，比较了解其特点，掌握它的一些规律，与其作战，比较有把握打胜它。徐海东同志在给一个部队动员讲话时很有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的‘老朋友’、老运输大队——东北军又来了，又给我们送枪送炮送弹药来了，大家欢迎不欢迎啊？”战士们以震撼山谷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欢迎！送来的东西照收无误”。大家都说，等着听胜利的消息吧！
红十五军团主力，经过三天急行军，绕过延安，进到甘泉附近。在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公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一条天然的口袋，山上林木茂密，对我军伏击敌人非常有利。徐海东和刘志丹同志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现场看了地形，对参加伏击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并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伏击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接着，他们分头带领部队，进人了伏击地区：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劳山北八华里地区，担任断敌退路和阻击援敌的任务；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埋伏在劳山和甘泉之间。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随即进行战斗准备工作。十月一日，敌一一○师由延安向（鹿卩）县增援，敌师长何立中错误地估计了红军可以设伏的地区，在到达劳山时，他得意地向参谋长说：“共军诡计多端，我还当他们会打我一个埋伏呢，可是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正在这时，埋伏的红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一股敌军企图夺占山头，很快被打了下去；有的企图向前突围，又被我手枪团堵住了去路；许多敌军士兵纷纷缴械投降。经过六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师两个团，击毙其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俘敌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及大量武器弹药。战后，以七十八师骑兵团一个连为基础，将手枪团配备战马，组建了军团部骑兵团。战斗下来之后，同志们说，我们徐军团长既掌握东北军的特点，又掌握我军的“脾气”、战斗能力，用兵如神，战之必胜。都说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只用了六个小时。并说东北军够“朋友”，真是雪里送炭啊！咱们长征到陕北，途中消耗了那么多枪炮弹药，这下全补充上了，还送来了过冬的棉衣、棉大衣，这个“朋友”还得好好交往下去。大家兴高采烈，凯旋而归。
敌东北军在劳山遭我沉重打击后，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我根据地，最后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军团决定乘胜发起进攻，首先拔除正在修筑碉堡的榆林桥据点。榆林桥镇，驻有一○七师一个主力团加一个营，镇南的洛河冬季可以徒涉，河的南岸是一排陡峭的小山，不便攀登；镇北背倚高原，高原上有新建碉堡，并驻有少数警戒部队。十月二十四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这次战斗，共歼敌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在攻坚器材和经验缺乏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我军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战后，我军以二二三团、二二五团之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及留队俘虏，重新组建了二二四团。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斗后尚未休整并在围困甘泉之际，重新增调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组织新的进攻。企图将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域，尔后采取南北夹攻对我进行“围剿”。这时，鄜县西南之张村驿、杨家园、东村、套通等地的反动土顽亦乘机骚动。为迎击进犯之敌，肃清顽匪，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徐海东同志亲自带领部队攻克了张村驿等据点。正在此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来到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道佐铺）。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和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对红十五军团的作战情况和部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表示称赞，对今后行动方向表示同意，并与徐海东、程子华同志一起研究了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整编的问题。接着于十一月上旬在鄜县西北地区，两军会合，组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一、三军团编成）和第十五军团，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约一万一千余人。红十五军团，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对这次会合、整编感到特别高兴，我军成为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