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 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 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 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 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 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 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 ，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 月1 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 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