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某种特定商品的困难;政府也能够通过各种特别税以打乱各种商品彼此之间自然交换的比例关系;我只是说,获得一切商品自然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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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劳动量,在获得一切商品时会自然地碰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而这些不同的劳动量、这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了一种在一切商品(包括贵金属)之间的自然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它会变化——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任何法律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就它们彼此之间来说,还是就所有其它商品来说,贵金属有着固定的价值,它决定于生产每种贵金属和一切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
①例如,当歉收时,用于耕作的劳动量、从而凝聚在谷物中的劳动量与丰收时的劳动量大致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在给定的谷物量的生产中使用了超过通常的劳动量,因而相对于所有其它商品来说,谷物的价值上升了。既乏的忧虑可能起干扰作用而使谷物的价格上涨到远远超过补偿农民多消耗的劳动的程度;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忧虑的干扰,谷物的价格也必然会上升,因为在给定的谷物量上消耗了更多的劳动。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中,在一切金属制品和服装业的多数产品的生产中实现了不断的改进,这些改进已经减少了生产上述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根据同一原理,它们的价值都已下降。还是根据同一原理,美洲的发现降低了全欧洲贵金属的价值。因为
①也许我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些作者不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补充提出了利润并将地租包括在内。
我不想用他们浅陋的、词语上的、荒谬的辩论来占用读者的时间,特别是我在正文中的全部论述都是就商品的相对价值而言的,因而就全部商品来说,它们的相对价值都同等地受到了地租和利润的影响;因此,就我所考虑的这种关系来说,即使根据他们的理论,相对价值不考虑利润和地租也不会导致任何错误。
(当然,倘若我也像他们那样极端错误地把劳动——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包括在商品这一范畴内,则我的推论就将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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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我们能以低于从欧洲矿山获得金和银(特别是后者)所必需的劳动而得到它们的供应。金和银的价值几年中下降了如此之多,以致发现美洲的这段时期成了政治经济学历史中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不平常的时代。在该段时期以后,全欧洲用于购买谷物的银子超过以前两倍多。
①
凡是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变化;这就有力地证实了下述论断:相对于其它商品而言的贵金属的价值是决定于自然条件的。
确立了这一原理以后,我们就能清楚地领会决定着任何国家中所需货币数量的另一原理了。除了作为货币外,金和银还具有许多其它用途,它们是昂贵的商品。作为货币,它们促进了交换,而交换乃是使劳动分工得以延续所必不可少的。
矿工倘若得不到适当支付,他们将不愿供应这些金属,而其他人除非需要贵金属,否则他们就不愿向矿工支付。他们对货币的需要受调节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或者将要买进和卖出的货物总量;因而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所需要的货币数量永远决定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当然,贵金属对其它商品的相对价值决定着必须用多少贵金属来交换其它商品;并且在一给定时期中将要完成的销售总额决定着——只要货币是实现那些销售的工具——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政府可能间接地——但不是直接地——影响营业额,从而影响一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例如,政府可能通过征课重税而妨碍一切行业并使许多生产性企业停工,但政府本身不
①《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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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东西,它没有任何能增加营业的能力;因此,它没有影响或决定任何国家中所需货币数量的能力。但是,政府无时无刻不在力图调节贵金属的价值(当把贵金属作为铸币使用时)以及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我想仅仅在为了说明政府干预的原则和根源所必要的范围内,谈一下政府在这方面行动的沿革,我在这里只是陈述,任何时候每当政府利用其调节而背离了刚才我指出的由自然条件所确立的标准时,事物按照这些自然条件而调节其本身的倾向远比立法者的一切限制要更为强有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迟早它将制服立法者的法律,并在财产中造成可怕的震荡。
当最初把贵金属作为货币使用时,它们是随用随称,就像任何其它商品那样;这种做法在中国和某些其它国家内仍在继续沿用,一切国家中对外国铸币也仍在采用这种做法。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着赫斯的几个儿子说,他称给埃弗朗的银子为400谢克尔①银子,银子是当时与商人交易使用的通货。”
②“据说古代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君主的收入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也即各种食品和粮食——征收的。威廉一世开始实行用货币征收其收入的作法。但在一段长时间里,这些货币是由财政部按重量、而不是按数量收进。”
③现在,倘若我们到货币兑换者那里要求兑换外国货币、甚或畿尼④,他也要称其重量以确定其价值。
将金属分成小块并在每
①谢克尔为古希伯来人及巴比伦人所用之衡名,约等于半英两。——译注②《创世记》,第23章。
③《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
④旧英国币名:1813年停止流通,等于21先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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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上打上印或作出标志以保证其重量和价值无误,乃是后来发明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效用和方便——它告知每一个人:该小块金属是货真价实的,它值多少——必然很快便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某些其它物质也具有贵金属的、可见的特性,因而需要金匠或试金者的技能来确定金块的纯度。倘若每一个人在进行买卖时都要完成这样的程序,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便是称出每块金属的重量,这也几乎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工作。
通过大量化验金块的纯度,然后将其分成小块,在每一小块上作出记号以表示它含有一定纯度和一定重量的黄金,这就免除了使用人化验和称量黄金的麻烦。这样一个过程是极其有用的,因而只要是将贵金属作为货币使用的任何地方,都采用了铸造货币的作法。。。。。
各国政府觉察出了将这一过程抓在它们自己手中可能带来的好处,它们禁止个人铸造货币,宣布它们是唯一合法的铸造货币者。还因为货币是被整个社会使用,所以调节和安排货币不是任何个人特有的事务,虽然我并不怀疑,倘若事物不受干扰,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一类值得社会信任的劳动者,他们独有的职业就是供应金属货币,就像现在有那么一班供应纸币的人。但是,人们假设,在这一情况下也和在无数类似的情况下一样,除非立法机关制定法令,否则只会造成无秩序和混乱,政府于是僭取了铸造货币的权力。
此外,那些被允许铸造货币者理所当然地必须是享有公众信任的人,政府通常能做到这一点——这样说是否恰当,只有读者自行判断了——或者由于政府有能力强制公众服从其法令,政府因而僭取了铸造货币的权力,它们或者享有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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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者能使公众服从。在我看来,政府给自己规定为社会提供铸币的职责这一作法似乎缺乏其它根据。
读者当能想起,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除了使贵金属能更好地适合于执行货币的功能,增加了它们的效用,并比例于化验和铸造它们的劳动而稍为增加其价值外,没有(也不能)改变存在于贵金属与所有其它商品之间的、价值的自然关系。倘若我们力图改变除了货币以外的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我们立刻就能看出这种企图的荒谬性。例如,倘若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一头公牛换一只羊,一只羊换一顶帽子或一双袜子,人们将嘲笑政府的荒诞无稽,政府不公正的干预将会激起我们的愤怒,政府的这种法令也将受到藐视和违抗。
对所有其它类似的商品来说,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那末在金和银的性质中又存在什么东西使它们能不受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并使政府能凭一纸命令就在它们与其它商品之间确立一种违背自然情况的价值关系呢?在金和银的性质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当人们确定,比如说,一块1金镑大小的金子的价值等于价值20先令那么多的银子量,或者当人们决定将金子分成小块铸成重量为若干格令①的铸币时,印在铸币上的英王头像、王室的纹章,或者不论什么被选择的其它标志只是政府凭借君主的权威意欲向社会证明上述事实。它是一种宣告:每枚金币值20先令。
在每枚铸币上注明就某种其它商品而言该铸币的重量和价值,这种作法在从前曾是惯例,在欧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中,仍然保留了这种良好的习惯。直
①英美制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0。
0648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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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不久,法国的一枚金币虽然称为一个金拿破仑或一个金路易,却在金币反面告诉(或曾告诉)你——目前的法国政府已用象征法国波旁王室的百合花徽代替了关于其价值的说明——它值20枚银币或法郎。
在英国,政府用文告通知人民铸币的价值;英王陛下的头像、王室的纹章,或者英帝国的拟人像①,或者英王乔治和龙代替了人们都能理解的清楚说明。
当读者知道了政府没有能力改变贵金属与其它商品之间的、自然的价值关系,它们只是通过发行铸币而僭取了证明这一关系的权力,以便——如同它们所说——保护人民不受欺骗和欺诈,并且当读者更想起或被告知,一切政府都在经常利用这一权力以迷惑和欺诈其民众之后,读者当能对政府的诚实、信用和值得信任的程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政府或者在贵金属中掺进低劣材料,或者铸出份量不足的铸币,同时却印上国家记号或其领导人半身像以证明铸币的价值未变。倘若我要陈述欧洲各国政府使它们各自的铸币贬值的活动的历史,它们力图用连最卑劣的骗子都不屑采用的诡计以欺骗其民众的活动的话,我的论述将会过于庞大,虽然我不知道在人类错误的信任的全部历史中,是否还有比这更富教益的教训;因此,我将满足于叙述一下英国的镑和便士这唯一的例子,英国历届政府都在对铸币掺进低劣材料,以致当斯密博士在撰写《国富论》时,英镑和便士只含有它们最初
①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及三叉戟的女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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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含量的大约三分之一。
①但是,政府的这种作法——即:试图为其铸币规定一个不同于其贵金属含量的价值,使之就像经由斯密博士所谓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