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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分之一英担小麦的５年平均价格为９６先令A，而截止于１８２３年的１０年——在该时期中，谷物法充分生效——平均价格则为６８先令。
如果现在废除谷物法，实行谷物贸易的完全自由，我们市场上每四分之一英担小麦的售价肯定将大为低于６８先令。某些作者说价格将下降到３０先令，没有人认为会高于５４先令。
因此，没有理由从英国现在出售谷物的价格或我们购买谷物的价格与以前价格的对比而推断出谷物价格已经逐渐地、自然地和必然地上升。
１３世纪的小麦平均价格高于随后任何时期（除了１７９２年至目前这段时期以外）的平均价格；李嘉图先生及其追随者看来就是仅仅根据这后一段时期反常的价格上升而形成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很容易
① 该数据摘自马尔萨斯先生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
② 自此以下的全部数据摘自图克先生所著《论价格》。
当时１英镑等于２０先令。——译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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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９０２
就能对这种价格上升作出解释而无需求助于下述假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获得食物的困难将自然地和必然地增加。自从１７９２年以来，促使谷物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连续不断的坏季节；第二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第三是由于当时蒸汽机和其它有用机器的发明而在制造业和商业中引起的巨大增长。详细阐明这些原因和我眼前的目标是矛盾的。幸亏也没有这个必要。根据上表以及根据如非社会法规之故，目前在我们市场上小麦本来应有的出售价格来看，非常清楚（当然，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正逐渐以越来越少的劳动而获得这一条件，那就更清楚了）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小麦价格具有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自然趋势。
根据我们从其它国家了解的情况，我想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在根据议会下院会议程序而印出来的、英王陛下驻外领事最近所写的报告中，说明谷物价格在１８２５年较高，并且总的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谷物价格高于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谷物价格，而法国又高于荷兰。在西班牙，每平方英里为５５人，葡萄牙为９０人，而法国为１４３人，荷兰为２１２人。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密度低于法国，法国又低于荷兰。众所周知，这些报告是符合这些国家中市场的一般状态的，所以我们从中又获得了一确凿证据：随着人口的增多，谷物价格并不自然地和必然地上升。
在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农民的政治状况和土地占用方式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后一因素，使得谷物总是具有一垄断的货币价格；而由于前一因素，使得农业中的改进相对说来比较慢。因此，农产品的价格就不能按制造业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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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第九章
格的同样程度下降，后者是前者唯一能进行对比并且也已进行了对比的对象。与农业品价格相反，大部分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均非垄断价格；并且一般来说，制造商处于一种优于农民的政治状况。
他们聚集于城市中，他们能够保卫其权利，并在增加知识和促进劳动分工的一切场合中，处于比农民优越的地位。在农民中间，知识和劳动分工也都在增加，但是没有达到像在制造商中间同样的程度。然而，只是经由将农产品价格与下降得更多的制造业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后，才使下述论述——即：在获得维持生计之物品的难度方面自然的和必然的增加——似乎具有了某种合理性。
对一制造商或一制造国家而言的食物的自然价格是以生产其用来购买食物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它东西）来衡量的。例如，对曼彻斯特居民而言的食物的自然价格就是制作棉布所必需的劳动量，他们用棉布才能够或可以在其住地购买爱尔兰或波兰的小麦、美国面粉、墨西哥玉米，或者世界上任何其它部分的粮食。但是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在曼彻斯特制作棉布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美洲种植小麦并将其运往欧洲所必需的劳动量都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十分清楚，倘若不是由于某些社会法规之故，曼彻斯特居民（尽管他们现在已人数众多）本来是可以用低于一个、两个或三个世纪以前的自然价格购买食物的。遗憾的是，整个商业受到法律如此严格的管理，以致现在所有的货币价格都代表着社会价格；更槽的是，工业和贸易已经受到社会法规的极大阻碍，以致我们已不可能对所有物品的自然价格必将下降的程度形成任何概念。
随着大自然的仁慈规律变得一目了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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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１１２
种限制和征税也日益繁多，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地从劳动者那里被榨取，因为人们发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可以从他那里榨取更多的东西而又不致使其无法生存。自然价格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而不是以任何其它东西）
来衡量的，但是劳动者永远不能以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而获得它们。
因此，现时的一切货币价格均非自然价格而是社会价格。
商品的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只受所有那些使劳动更具生产性或更欠生产性的条件的影响。它是交换价值、货币价格和社会价格的主要的但非唯一的调节因素。没有任何商品能长期以低于其所耗费的劳动（尽管能以高于其所耗费的劳动）进行交换。因此，自然价格永远是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在一端（但仅仅是一端）的极限。商品不能以低于其消耗的劳动出售，但是它能以高于其消耗的劳动出售。
对自然价格来说，从长远来看，通常被认为在调节着价格的需求与供应的关系似乎具有一种使之降低的趋势。人类的聪明才智必将首先并主要用于满足其最紧迫的需要，故供应必需品的劳动必将得到最大的改进。例如，衣服是生活必需品之一，由于种种条件，棉布的生产也许比任何其它生产更少受到社会法规的束缚，棉布价格在近５０年中的下降最为突出；事实证明了这样的论断：当人们能自由从事劳动时，需求具有一降低生活必需品自然费用的趋势。
①
①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曾尽力阐明需要、或者从人口增加而引起的增长的需求在改进耕种和降低谷物价格中的作用。
一旦社会中实行了劳动分工，或者一旦农民产品的主要部分不是用于其自己消费而是用于出售，他只能通过谷物价格的上涨而得知这种增长的需求。
这样一种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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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第九章
对货币价格或名义价格来说，需求与供应的关系具有一种极为强有力但不同的影响，它构成了一被围困城市中的食物价格与食物在供过于求时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异。货币以及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的一切商品均受支配于它们自然价格中的变化；包括货币在内的大部分商品则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法规的影响。因此，有许多条件影响着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正如许多人士所指出，查明造成价格变动（它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原因绝非易事。但是，除非价格下降是由于将商品发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有所减少，否则在任何情况下的价格下降都是有害的。
这样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只能是暂时的，并且是以牺牲生产者的利益而造成的。
价格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后果。价格变化通过使一定数量的人们买得起或买不起某些商品而调节消费。倘若在小麦歉收已成定局甚或可能出现之际，面包价格没有上涨，则将不能及时警告人们减少其消费或寻求小麦制面包以外的其
是促使其努力的直接刺激，并且是增加其聪明才智的原因；从长远来看，它必然有助于用较少的劳动而满足我们对农产品的需要，从而降低其价格。倘若这是对实际和自然发生的情况的正确说明，我们就能看出那些非农业阶级人士的自私是多么短视，这种短视的自私促使他们在过去不断恳求政府采用人为的法令以限制谷物价格的上升；并且那些政府又是多么荒谬无知，它们在这种恳求下，居然为谷物和面包的价格规定了一最高限额。
但是这种恳求和这种法令的后果必然和当事人的愿望和目的完全相反。这些法令必然削弱了进行农业改进的刺激，减少了农产品供应，从而阻碍了我坚信必将自然发生的农产口价格的下降。这一分析具有某种实践重要性，因为仍然存在着实行以法令控制价格的倾向；并且世界上也仍然有不少政府在努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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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３１２
它食物；从而使在下次收获以前有可能发生饥荒。反之，当谷物丰收时如果价格没有下降，就不会出现促使增加消费的刺激，结果使得造物者的慷慨好施没有带来欢乐和高兴，而是造成了谷物的发霉和腐烂。布坎南先生说，由于取决于需求与供应的关系，货币价格“是一台精确地保持着平衡的天平，造物者用它为其子民称量和分配他们在其礼物中各自应享有的一份，以便防止浪费，并使分配给他们的东西能维持到下次再被生产出来之时。”货币价格也是社会需要的标志；或者是造物者的手指，它指点所有的人如何对他们自己最有利并能最大限度造福社会地使用他们的时间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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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资本积累的影响
所有权保障和积累，据说二者都是影响生产的。论述后者而不论述前者的理由。资本的定义。资本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它被用来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在三种情况下被考虑的资本。倘若资本为同一些人所制造并使用，则它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为一组劳动者所制造而为另一组劳动者所使用，全部产品由两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共同占用，则资本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所有者不是劳动者，则它将阻碍生产。后一情况就是现时的社会状态。设备与工资之间的差异。通俗的表达方式是造成对资本普遍的错误理解的一个原因。问题：如果没有对资本的利息，还会有任何增加财富的动机吗？就此进行的思考。结束语。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的幸福的影响。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根据普遍贫困作出的解释。通常是将贫困归咎于大自然，但是我以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除了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的那些范畴（它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一直受到注意）以外，从任何方面考虑，由于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能够称得上“自然的”
这一描述词的、仅有的两个范畴就是所有权的保障和资本的积累。。。。。。。。。。。。。
我将对前者——它必然被认为乃一经由社会法规而达到的对象，尽管所有权本身或人类对其自身头脑和肢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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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影响５１２
使用、以及占用以其自身劳动所创造出的任何东西的权利乃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只字不提；因为在我们讨论所有权的保障的影响以前，必须对所有权的权利精确地加以界定，并且我们必须对这种界定的原则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不愿以那些人——他们向人类大声疾呼保护所有权使之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