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因而我们有责任分清自然的和社会的后果，并且不要将由于我们对人类法令的敬畏以及由于我们对那些只是把公众福利作为其个人野心的托词者的服从而引起的灾祸称为上帝的安排。人类社会并不像一团龙骑兵或一座棉纺厂那样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并受人类的管理。倘若公众福利没有得到创造并管理世界的上帝的赞同，立法者将不能办成它；倘若得到了上帝的赞同，则立法者即便阻挠也无济于事。国家的福利或整个人类的福利显然不是靠人类的意志所能达到的目标；任何意图单凭人类力量均无法实现，即便是赖以实现意图的手段我们也全然无知；渴望管理不仅是现在的、还包括未来的社会事件，这实在是一种在原则上极端荒谬、同时在后果上又十分有害的奢望。
现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完全不再仿效他们师辈的明智行为，他们都具有这种糊涂的奢望，渴望成为议员。他们还由于袒护那些自称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这些人公然宣扬这样的教义：劳动者的贫困是上帝的安排）而使这门科学名誉扫地。他们因而使人们对造物者的仁慈产生怀疑，他们动摇了人们对造物者的仁慈与公正所怀有的信念，这种信念对我们的安宁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宇宙的所有其它部分似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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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第十章
充满了造物者的这种仁慈与公正。
我的见解与他们的不同，我不得不相信，对于不断下降的土地肥力（某些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情况增加了谋生的难度）
来说，我们将永远能从知识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扩大——它们又是人口增长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中得到补偿，甚至所得超过补偿。上述那些政治家就是把他们干预的必要性建立在这类假设之上的；而上述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则把现时的财富分配情况描述为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现象；尽管这种分配情况没有一处不是对该自然规律——它把财富给予（而且仅仅给予）劳动——的明显违背；并且尽管这种分配情况只是靠一支武装力量和一个残忍和血腥的法律制度才得以维持。我具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我的观点已被这个国家的情况所证实。我国的人民从来没有如此众多，他们的生产能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巨大。自从我们的勤劳免除了战争的负担以来，我们拥有过多的生产能力一直成了抱怨的缘由。国内外市场上的产品已经供应过多。在波兰和世界的其它一些地区，小麦已经并仍在腐烂，那里的土地被荒弃不用，因为波兰劳动者不能为其产品找到消费者；与此同时，英国拥有的、生产小麦所有者乐意进行交换的商品的能力却又如此巨大，以致不得不经常减产，甚或完全停产；而那些手中具有这一生产能力的人们却又由于缺乏正在国外听其腐烂的小麦而惨遭饿死。因此，我们人民遭受的不幸和我们全都抱怨的贫困并非大自然所引起、而是某些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些制度或者不允许劳动者运用其生产能力，或者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果实。所以我永远不屑与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为伍，他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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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影响１４２
至似乎乐于对大自然进行恶意中伤，以便维护我们对人类制度的敬畏。他们力图证明其观点正确的一切论据似乎都是建立在某些社会制度（他们把这些社会制度想当然地认为是自然规律）之上。他们没有得出基本原理就停顿了，他们仅仅了解了一半为得出正确意见所必需的情况就作出了结论。调节财富生产的规律是上帝的创造物的一部分，对于上帝的这种创造物，我们在其构思中看到的只是仁慈，而在其执行中看到的则只是和谐；因此，我愿意用斯图尔特先生的话来表示我的信念，“在精神世界和在物质世界一样，我们的观察越深入，观察越持久，我们就越能觉察出宇宙的秩序和构思；”
所以我毫不怀疑：由于未被完全认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在人们的意念上投上了疑虑、惊慌和恐惧，但是一旦被完全认识后，它将被发现是在——倘若我能在此引用我们最崇高的诗人①的语言——“证实上苍怜众生，巧为安排寓意深。”
①此处指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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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１８４３年１月３１日在下议院就谷物法而作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
在我的建议下，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完全公开和自由的大会，我呼吁你们——经由心平气和并有条不紊地把会议开完——批准这个议案，我是在充分信任人们的通情达理的基础上才冒昧地草拟该议案的。倘若你们相信我的保证，则那些对公众集会的限制——它们是由于惧怕埃克塞特市政厅出现的情况而在最近实行的，它们是对自由的迫害，在我看来，它们和对贸易的限制同样毫无道理——今后应予抛弃，而我们也将大为扩大民众联合的基础并增加民众的权利。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让我有机会辩护全面并立即废除谷物法的必要，并要求你们尽力设法永远结束谷物法。
我并不自称要对这个已经充分讨论了的问题提出任何新的事实，但是我怀着真诚解决问题的愿望冒昧请求废除谷物法。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重大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幸福更为息息相关的了，它甚至涉及整个人类的幸福，倘若我在讨论谷物法时不采取最严肃的态度，我将认为自己是应受谴责的，就像我认为那些轻率地和不可思议地提出并坚持谷物法的人是应受谴责的一样。那些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能抱着开玩笑态度者，他们的诙谐真可说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对这些人我只能以下面的诗句奉赠：“后果从不计，但往一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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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年１月３１日在下议院就谷物法而作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 ３４２
偏执最甚者，舍彼更安在。“
我们此时此地所讨论的题目要求我们抱有最严肃的诚挚态度；我将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发言，我希望你们也准备抱着这样的态度来配合我。请允许我补充说明，像现在这样的场合和论题将难以控制感情激动的语言，这是很自然的，那些抱怨反谷物法拥护者使用了感情激动的语言的人们应该记住，他们是在为千百万人反驳他们在良心上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对自由和公正的违背。
由于劳动阶级令人遗憾地对我们的激烈争论漠不关心（虽然我相信他们现在正与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并与我们合作）
，由于有人断言，废除谷物法将会伤害他们，并且由于我并不打算在目前场合考虑废除谷物法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因而一开始我就必须声明，倘若我对下述情况——即：废除谷物法会使工资降低，延缓自由的进程，或者推迟群众的解放事业哪怕只１小时——的绝不可能发生还有丝毫怀疑的话，则我鼓吹废除谷物法就是对我的整个一生事业的违背。
我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影响着整个社会，有人把它看作是富有阶级之间的争论或者只是地主与大制造商之间的斗争，而与其他人无关，这是极大地贬低了它的意义。还有人把它看作是若干英镑、若干先令和若干便士的问题，打算通过种植成本和国内外小麦价格来解决它，或者通过或多或少能扩大或减少耕地的英亩数来解决它，这种看法承认了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是无可非议的这种可能性（我否认存在这种可能性）
，它抛弃了本原的有利根据，而求助于不可能确切肯定的、微不足道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随着技艺中的每一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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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中人口密度的每一相对变动而发生变化的，它们远非与决策具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人们所能认识。
同样的辩论思路也适用于不断有人谈起的、关于其它政府的行为、关于它们的关税和它们的政策是符合或者违反我们自由贸易的立法这样的问题。
我们无法支配别国的行为，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事，满足于在国内实现公正，听从上帝的安排。
废除谷物法是一个道德和一般立法的问题，它并不局限于它在字面上所局限的该对象——食物。人们错误地认为受谷物法影响的只是谷物，就像人们认为受渔猎法影响的只是渔猎一样。一切法律都是整个社会意愿的表现，它们由最高权力使之生效，并且我们都很了解，它们对全体的道德和幸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劳动者是组成社会的最大部分；保护安宁的勤勉工作是一切法律的重大目标，倘若任何人能证明谷物法增加了劳动者的报酬并提高了他们的品质，我将成为他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目前可悲的状况否定了任何这样的论据，并证实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获得改善的途径在于废除对勤勉工作的一切限制（包括地主对食物征课的一切赋税）。
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的雇主将从谷物法的废除得到好处。他们之中包括熟练的和惨淡经营的制造业者、深思远虑的商人和有进取精神的发明家，我承认，这些人总是在为自己发财致富而计划某些新点子，但那些新点子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倘若他们和劳动者一起将从谷物法的废除中得到好处，那正是对这一措施强有力的支持；不过他们在人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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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很少，仅仅说一项法律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那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我们的农民是惨淡经营的、节俭的、忠厚的、诚实的和勤劳的；并且如果说，他们虽不具有城市人民同样的知识，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还是了解得不错的，他们尽其所能为社会提供维持生活之物，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从来不是拥有大量财产者或奢侈浪费者，他们眼下十分贫穷，濒于破产，几乎堕落到奴隶的状态。社会未来的幸福甚至生存都与他们的成功息息相关；并且尽管谷物法的废除能使工匠和制造业资本家得到好处，但是倘若这样做会使农民受到最轻微的损害的话，我们在事前也应三思而行，不能贸然作出决定。然而我相信——并且我高兴地获悉他们也开始相信——废除谷物法将给他们带来昌盛、增进他们的技能并使他们恢复到独立的状态。
但是，我必须请求不致把我理解为在支持某些托利党①党员的庸俗的错误。古代诗人将农民的宁静生活与以前狩猎者和漂泊者的野蛮和海盗似的习惯加以对比时，不禁对一切与稳定耕种土地有关的人和事发出狂热的赞美：而现代作家由于对我们社会的无知（大学在不厌其烦地反复灌输这种无知）
，他们在将农民和我们的从事制造业者进行比较时，把那些赞美的语言应用到前者身上。
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误用。
我们从事制造业的和城市的居民在守规则、守秩序、具有独创性和爱好和平等方面均优于仅仅从事农业的粗野民族（比如
①英国昔日的保守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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