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和分配财富的一切细微部门均受到源自劳动的必要性的条件的调节和支配；正像物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受自然规律的调节和支配一样。如同万有引力决定着地球上物体的稳定，决定着它朝向地心的运动，甚至还决定着似乎在抵抗重力作用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它们因某些其它物体较大的引力而被迫向上运动，万有引力还调节着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一切宇宙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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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７３
运动；人们也能感觉劳动的必要性的影响，即便在诸如蒸汽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时人类似乎将近征服自然，使自然完成它使人类负担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强有力的工具是由劳动制成的；它需要不断的维修，维修也是由劳动完成的；还必须对它进行管理并使之运转，而这也需要用人类的双手、用劳动来完成。
但是应该说，某些阶级是并不劳动的。
老年人、病人、低能者和儿童是依靠他们友人的赡养。收取地租和利润的人则是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那些靠租税过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掠夺别人，他也可能说服别人来赡养他。社会法律可能迫使某些阶级为另一些阶级劳动，或者甚至将全年的劳动成果给予那些从来不劳动的人。即便我们承认政府的成员和教堂的牧师是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保障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却不能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或当时在伦敦接受其财产抵押者也这么说，我们也不能对英国的地主和放债者以及其它类似的阶级这么说。
他们全靠西印度群岛奴隶的劳动、或者累得精疲力尽并处于半饥饿状态而沦为奴隶的欧洲劳动者的劳动赡养和维持，他们的全部财富也都是由这些奴隶和劳动者所供应。我们承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将劳动的必要性从自己肩上推卸掉的权利（如同人们可以改变重力影响的方向，造成一喷泉使水从地面喷向空中）
；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经由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推卸劳动的必要性的做法不会带来一些肯定无疑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吗？
我们从全部历史得知，不公正的侵占、人类一个阶级为了逃避人类劳动的必要性的每一次长期努力、对人类使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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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导 论
费和享有其自己的劳动成果权利的每一次侵犯，都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那是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它永远不会不受惩罚。
国内的奴隶制度加上对外的征服和掠夺方式毁灭了古代的帝国。土耳其政府一切官员的榨取、国内劳动与其报酬之间强制性的完全脱节，乃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没有增加。在那里，人类的几乎不可征服的对生命的爱和几乎无法抑制的繁殖和增长的能力，由于压迫或由于奴隶主对劳动者及其成果的侵占而受到了压制。在我看来，这些只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后果的一部分，因为我还不曾提及对游手好闲者自身所产生的巨大的道德影响，以及他们为了逃避劳动的必要性而作出的努力。必须指出，不论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怎样，也不论已知的从他们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有害后果是怎样，实际上他们并未能逃避劳动的必要性。他们只不过是把诚实的、愉快的、兴旺发达的、创造财富的勤劳工作，换成了强迫奴隶辛苦工作这样一桩令人厌烦的差事。在一群沦为奴隶的、挨饿的劳动者中间，奴隶主和富人为了保护其财产并强制服从其命令，他们也许过着一种比被其榨取劳动的奴隶更为焦急不安和辛苦的生活。
如果说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侵占并非一律抑制生产并使国家灭亡；然而在我们的天性中有一个真谛——我们理性的本能，它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均相信宇宙常则的恒定性。这种本能适用于世界的精神部分和物质部分。例如，它使我们相信，导致亚洲古代帝国毁灭的同样条件现正导致现代土耳其的灭亡，如果这些条件出现的话，也将造成兴隆的美国的衰亡；因为实际上某些这类条件已经抑制了南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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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９３
繁荣；它也使我们相信，现在促使广阔的美洲大陆上居民和文明得以扩散的、我们肉欲上的本性的原理，和三四千年以前使世界古代帝国达到其光辉顶峰的原理完全一样。但是不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原理，还是在其权力和文明的成就中推动其向上的原理，都是通过人类本身发生作用的，它们影响着个人的昌盛，并且仅仅经由它们对个人行为施加的影响而被认知。
不论这些原理是什么，也不论它们的后果是什么，它们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它们经历了世界一切已知的时代而继续存在；它们曾经起过作用，并且我们也确信它们仍将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点起作用。它们可能多得不计其数；我们难以发现它们；它们可能是复杂的和错综的；它们可能互相影响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我们可能对它们仍然了解得极少极少，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存在的；它们调节或惩罚人类的行为；它们在时空上具有与人类同等的存在范围；本门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已被感觉到并已得到承认的不变性这一基础之上，它已经揭明了它们中的某些，它的目标是要揭明它们全部（在它们影响财富的范围内）
，它在政治经济学这一不正确的名称下而为人们所知。。。。。。
我本来打算用相当篇幅说明财富和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我的著作的过于扼要的描述不允许我这样作；不过只需说明下述意见也许即能说服读者，即：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调节国家昌盛和国家衰落、调节文明和野蛮的诸规律的探究。现已完全证实，人类在任何时候繁殖的速度都等于其能获得生存资料的速度；不能增加生存资料，人口数量也就无从增加；生存资料的增加不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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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导 论
制，则人口自然增长的倾向也就不会受到抑制。但是生存资料以及我们用以促进生存资料的生产的物质工具都被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内。因而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就是对调节人口增加或减少的诸规律的探究，而我们也就通过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来判断国家的昌盛。
现在我不想详细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诸自然规律，因为本书正文将对此详尽论述，我已经指出国家增长的自然原则以及成为一切生产的基础的自然规律；考虑到这些自然规律乃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而且我认为这些自然规律的后果在一切时间受到自然规律调节和支配的程度都和宇宙的任何部分所受到者相等，我承认这些自然规律是复杂的和不胜枚举的，但我坚信，既然我们的幸福有赖于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我们就能够发现它们并将其整理成为一门科学，如同我们能够发现并整理那些调节着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密切关系的规律一样（这些规律几乎是同样复杂的）
；其中有许多已为人们所知并加以奉行，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构成了化学这门科学。
但是，除了自然规律以外，社会法规也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不论是不变的社会习俗、政体的形式（就像西班牙和英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所说明者）
，还是变化的贸易管理法令、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调节其分配的政府法案，都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及其处理方式。为了赡养那些游手好闲、无用的，或者甚至比无用者更糟糕的人们（他们的劳动比完全无所事事更有害）
，正如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就要实行征税，赋税减少了勤劳的自然报酬，阻碍了生产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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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１４
了产品的分配。商业禁令迫使我们付出超过必要的劳动量以获得被禁止的商品。禁令还由于抑制了知识的进展和技能的获得而压抑着进取精神并阻碍着生产。
英国的谷物法就是一个社会法规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例子，谷物法迫使一切凡要吃饭的人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量而获得食物；或者说它迫使我们每购买四分之一吨小麦多付出１５～２０先令；并且它经由这样作而从消费者那里抽取一部分金额投入地主的口袋（必须指出，系通过交换媒介）而改变了分配。
这个例子仅仅证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与一切政府无关的自然条件和源自政府的社会法规。一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包含着这两类条件，除了全部这两类条件而外，别无其它界限。但是我将不涉及后一类条件。政府制定的、影响社会财富的条例极为众多，也许政府的条例中没有一条是不具备此种影响的，因而我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我在本书中将完全不考虑后一类条件，除非偶尔在需要利用它们来阐明自然条件时，对它们的考虑多半限制在这样的情况。
必须指出，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两类条件。
萨伊先生说，“决定着国家昌盛、其财富以及文明的自然规律，不是人类的创作品；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建立它们。”
①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揭明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自然条件；并以其作为标准来检查社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专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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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导 论
会法规的效果。在我们或许可能说明后者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弄清全部前者。萨伊先生说，“它们专横地统治着那些专横地统治着别人的人，违背它们必然受到惩罚。”
它们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一准则，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它在什么方面并在何种程度上被遵循了或背弃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探究都是根据某些现在的或先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的；由于两者均可能受到政府颁发的法令或社会体制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不定是某种显著违背了分配（如果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产物；这种探究虽不是完全无效和无益，但必然是肤浅的和不完整的。
我们还必须分清是否能有一门这两类不同条件的科学。
就自然规律和条件来说，它们与调节着物质世界的任何其它规律同样永恒和可以查明，因而可以有一门这类条件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一切政府的法令的科学，因为法令是根据无法查明的规则变化的，这些规则乃是政府本身的，并且与其人民永远在变化的情况有关（法令就是为他们制定的）。可以有一门立法者应据以调整其行为的、自然原理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立法者的法令的科学。
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法律对每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具有一种混合的和不同的影响。例如，损害作物的坏季节和迫使人们开垦荒地的人口增长就都是自然条件，它们具有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的倾向。但是很清楚，禁止从外国——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风调雨顺，可能土地更为肥沃，或者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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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