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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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异同
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导引术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和现在的气功类似。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一日，阳明在洞中静坐，几个朋友来访，还没到山门，就看见他的仆人前来迎接。众人惊愕不已，都以为王阳明快得道升仙了。
阳明在会稽山留下很多诗作，比如“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他一度想就这么神超形越，世外悠悠隔人间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刀斩断一切俗念，了却尘缘，魂归自然的刹那，一个念头蓦地在脑海中闪现：我能舍弃一切，但我终究无法舍弃亲人。
王阳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深知天伦不可违。而且，即使在远离庙堂的山水之间，依然有“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的诗句，可见其终究不忘“王公”。
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解释心学为什么被人看做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很多人把儒和道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是片面的，孔子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道家也不是简单地跑到山里躲起来你就修道了。
老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句：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不妄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每个人都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目标不能实现的纠结中，这就需要时刻调整心态。老子肯定追求目标，但同时强调行动不要刻意，做作，心态要自然，学会主动放弃不可能改变的事物。心学中权变的智慧正来源于此。
其实，陶渊明的一句诗很好地注解了道家思想，那就是：结庐在人境。结庐在山野的未必是修道之人，人境才是重点。
第二年，王阳明移居西湖，心情渐好，复思用世。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
和尚果然泥塑一般，岿然不动。阳明想测试一下他，大喝道：“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吓得跳了起来，睁开眼睛同他交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还有一个老母在。阳明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想念母亲吗？”和尚愣了愣，道：“无法不想。”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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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在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因此，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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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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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沛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人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OK，问得好。理学这玩意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天天笔耕不辍，揭露社会阴暗面，身兼《南方周末》、《杂文选刊》等知名报纸杂志的客座评论员，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政治局委员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面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小薛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大臣，从而拒绝相见。看看，这就是纯正理学家和普通人之间觉悟的差异。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小薛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黑社会团伙长期处于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为了挽回局势，小王开始刻意拉拢群臣。小薛因为和小王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小薛拒绝不行；“三杨”无奈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他，小薛终于忍不住，开始义正词严了：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小薛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小薛也不还礼。
是个男人都该怒了，何况一个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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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终于被诬蔑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小薛当年做南安提学（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小薛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回以往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小薛从不这么想。人家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考察小薛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之前他在做典史（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换了别人，美女今天不献把身肯定是说不过去了。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
美色当前，小曹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下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反复复几十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小曹最终还是坐怀不乱，克制了情欲，成为一名当代柳下惠，真不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邱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邱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大的污点。但各种史书中却记载了他很多不好的遗闻琐事。《明史》中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邱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邱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邱濬仍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