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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不同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卷进去。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因丰臣氏家臣团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天下大乱，才好混水摸鱼。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代言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的缔结婚姻和交换人质，而身为“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却似乎是急不可耐地打破了这一禁令，在秀吉死后不久，就亲自或者指示麾下大名和伊达、福岛、加藤、蜂须贺等家族商定了婚姻关系。三成对此行为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和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各派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笼在自己手中，如果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就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城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他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整个天下。家康此时的目标仍是雄踞北陆的前田家，他找个藉口下达了讨伐令，矛头直指前田利家的继承人利长。
●《直江状》
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