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
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
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
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
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
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
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
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
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
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
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
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
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
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
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
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
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
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
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
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
“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
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
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
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
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
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
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
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
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
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
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
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
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
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
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
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
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
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
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
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
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
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
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
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
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
《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
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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