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