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老夫早生四十年，不然也可附裙屐之列。”诸人见他欣赏，个个喜欢。
那边仲清问道：“先生所藏金石甚富，且精于考辨。不知篆隶碑板，究以何本为最？”道生道：“古篆近人不甚讲究，如《衡岳碑》，相传七十七字，在衡岳密云峰。至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拓其文刻于岳麓，杨用修又刻于滇南，杨时乔又刻于栖霞，辗转相刻，姑为弗论，余尝译其文曰：承帝曰嗟，翼辅佐卿。
洲渚与登，鸟兽之门。
参身洪流，而明发禹兴。
久旋忘家，宿岳麓庭。
智营形折，心罔弗辰。
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
郁塞昏徙，南溃衍亨。
永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凡七十七字。王元美曰：‘铭词未谐圣经，类周篆、穆天子语。’此为知言。
其次如周武王《铜盘铭》云：
左林右泉，后冈前道。
万世之宁，兹焉是宝。
亦岂三代语耶？其为赝作无疑。石鼓文，郑樵谓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不足据。韦应物谓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马子卿谓宇文周时作，更为妄论。唯董、程二氏以《左传》成王有歧阳之搜证之，凿凿可据。以后则秦《峄山铭》，为宋淳化中郑文宝刻，尚不失为古篆。汉隶之最佳也，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次则汉《曹景完碑》，一则神奇浑璞，一则丰赡高华。
至魏之《劝进碑》、《受禅碑》、《祀孔子碑》，后魏鲁耶太守《张君颂》、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等，优劣互见。汉隶已失，况其后乎。”仲清称善。
春航道：“兰亭聚讼纷纷，即定武本亦有二刻。真伪已分，究何以辨？”道生道：“兰亭刻于唐太宗贞观年，先太宗为秦王时，得于僧辨才处。贞观十年，始命汤普、冯承素、诸葛贞、赵模，各临拓以赐近臣。当时褚遂良、欧阳询各有临本，人并崇尚。所谓定武本者，欧临是也。唐绢本者，褚临是也。彼时欧临石刻在禁中，后石晋之乱，契丹辇石投于杀虎口，既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入于库中。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刊一别本，以应求者。此定武有真赝二刻。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潜易古刻，又剔损古刻湍、流、带、左、右，五字为识。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之乱失去。
及明弘治间，得于天师庵中，置于太学，而欧本复显。褚摹绢本，当时广赐各郡学宫，如颍上石、长治县石皆得之，后明代颍上井中夜放光如虹，县令荀公异之，掘地得兰亭，并门铜□，舍利数颗，即为荀令携至家。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矣。至于各家临本，不可胜数，诸公自有法眼，无俟鄙人陈说也。”
春航又道：“人说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淳化、大 观、绛帖、潭帖，此四帖可好？”道生道：“以鄙见论，以淳化为第一，次大观，次绛帖，又次潭帖。然宋人常谓潭帖在阁帖之上，又谓淳化创始，兼以王著摹手不高，未及大观之精美。然淳化气运朴厚，大观光彩浮动，比之诗，则盛而渐晚矣。”
众人尽皆拜服。
子玉问道：“先生方才说唐诗中晚之分，小侄以唐诗自然推李、杜、韩三家，而王荆公定诗则称杜、李，又选杜、韩、欧、李四家诗，则以李太白居四。元微之亦谓杜在李上，其优劣之意见于《工部墓志》。以太白天才，竟有不满人意处。韩昌黎则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乃自真心倾倒之意，究何所折衷？”道生道：“诗以性情所近，近李则好李，近杜则好杜，李、杜兼近则兼好矣。
元微之粗率之文，颓唐之句，于李岂能相近？自然尊杜而贬李。王荆公谓李只是一个家法，杜则能包罗众体，殊不知李亦何尝不包罗众体，特以不屑为琐语，人即疑其不能。大抵论太白之诗，皆喜其天才横逸，有石破天惊之妙。
《蜀道》、《天姥》诸篇，摹拟甚多，而我独爱其《乌栖曲》、《乌夜啼》等篇，如《乌栖曲》云：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其《乌夜啼》云：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其高才逸气，与陈拾遗同声合调。且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律诗殊少。常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以鄙见论之，李诗可以绍古，而杜诗可以开今，其中少有分辨，故非拘于声调俳优者之所可拟议也。昌黎古诗，直追雅颂，有西京之遗风，其五七古尤好异斗奇，怪诞百出，能传李、杜所未传。读《南山》等篇，而《三都》、《两京》不能专美于前。
人既无其博奥，又无其才力，尽见满纸黝黑，崭崭□□，所以目为文体，至有韵之文不可读之说。
此何异听《钧天》之乐，而谓其音节未谐。特其五七言绝句及近体诗非其所好，只备诗中一格，原不欲后人学诗，仅学其五七言绝句小诗也。”此一番议论，议论得个个首肯，宝珠、蕙芳等亦颇能领会。
子玉道：“诗之妙论，既闻命矣。韵有通转之分，且处魏晋而始，如李登之《诗韵》，吕静之《集韵》，齐周□作《四声切韵》，梁沈约撰《四声》一卷，而韵谱成。隋陆法言、刘臻等，本沈约之旨又为《广韵》，唐郭知玄又为《切韵》，孙□又为《唐韵》，丁度、宋祁为《集韵》。景云已后，又有《礼部韵》，王宗道之《切韵》，吴棫之《韵补》，元阴时夫之《韵府群玉》，其合韵、分韵，究以何韵为是？”道生道：“韵学之辨，诸家通转各有依据。沈约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岂能尽合？而同一字也，而舌与齿为一音，齿与舌又为一音。即如五方土音，甚难吻合，所以支元之韵最杂，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韵来。昔分在韵为二百六部，自淳中，平水刘渊始并为一百七部。
《广韵》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集韵》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礼部韵》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毛晃增韵，较《礼部韵》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刘平水之《礼部韵略》又增出四百六十三字，而古书尽变。说者谓韵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一百七部之合，阴时夫又较《礼部韵》、毛晃、刘 平水韵，刊落三千一百余字，有去古雅而入讹俗者。又黄公绍之《韵会》分并依毛、刘韵而笺注颇博，增添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不为无补。第其次序泥于七音三十六母，又为后人所议。今之韵即沈约之韵，但古韵之通，似较今韵为是。章黼之《韵学集成》校定四声，而古韵之通转亦可类推。请以《雅》、《颂》、《离骚》古歌诗核之，古今通转之异可想见矣。”子玉避席而谢。
南湘道：“古人讲《易》言理不言数，今人讲《易》言数不言理。数竟可以该得理么？且数自康节先生之后无真传。今之所为太乙数者，可以验运祚灾祥刀兵水火，并知人之贵贱。
其考阳九百六之数，历历灵验，其说可以得闻否？”道生道：“宋南渡后，有王？？著《太乙肘后备捡》三卷，为阴阳二遁，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以太乙孝治人君之善恶，其专考阳九百六之数者，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
阳九奇数也，阳数之穷；百六偶数也，阴数之穷。王？？之说云：后羿寒浞之乱，得阳九之数七；赧王衰微，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此以年代考之，历历不爽。又云：周宣王父厉而五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得百六之数三。此百六之数，确有可验。
但又有不验者：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己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盯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享国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辛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汉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是百六之数十五；至唐贞观二十三年，得百六之数二。此皆不应，何也？甚至夏桀放于南巢， 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叛唐，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又是何故？所以我说数不敌理。
理生于自然，数若有预定。故圣人言理不言数，数止理中之一端耳。”南湘道：“是真快论，可破古今之疑。”次贤道：“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现在身。我有一个极琐屑鄙俚之理要请教请教。我见《越绝书》有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之说，我往往见愚夫蠢妇，倒生出绝慧绝美的儿女来。看其父母，先天后天，皆无此种宿因，何竟得此妙果？”道生笑道：“这个理倒有些难讲。然《齐民要术》内说种梨法，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余皆为杜。段氏曰：鹘生三子，一为鸱。《禽经》曰：鹳生三子，一为鹤。造化权舆，夏雀生鹑，楚鸠生，《南海记》曰：鳄生子百数，为鳄者才十二，余为鳖，为鼋，随气而化。且推之，圣不生圣，贤不生贤。
先儒谓扬雄宜有后，张汤宜无后，以人之私智，岂能定天之理？且理有常，亦有变，岂无为气所感，可以变化气质。抑或愚夫愚妇，外貌虽蠢，其七情六欲之间亦有一样不蠢，从此解了这点灵气，就借此结成，也未可知。”说得众人大笑。
子云道：“古人美人多矣，其形之妙丽，唯在人之笔墨描写。见于文词诗赋者，亦指难胜屈，究以何处形容得最妙，先生肯指示一二处否？”道生道：“古人笔墨皆妙，何能枚举。但形容的美人得体，又要人人合眼称妙者，莫如卫庄姜。《硕人》之诗，先曰：‘硕人其颀，衣锦□衣。’这两句，就写得光华射目。‘领如蝤蛴’，至‘美目□兮’，便字字形容绝妙，不着一衬帖语，不用一假借语，正所谓咏月咏月满，写花写花开，扫去烘云托月之法，是为最难。若写服饰之盛，体态之研，究未见眉目鼻口之位置何如也。宋玉《神女赋》未尝不想形容，但云：‘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 明月舒其光。’极言其光亮而已。明日犹可，而白日、屋梁，则比之不伦。而曹子建《洛神赋》复用其意，有‘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神女赋》又云：‘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而《洛神赋》复用其句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真不善体会，以游龙比美人，吾不知其何所见而然。再如宋玉《好色赋》云：‘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只概而言之，不求其实可也。若必细核其人之长短，亦有语玻既云增之一分则太长，则此人真长，减一分必不为短。既云减之一分则太短，则此人真短，增一分必不为长。此又文章之过情语也。小说中有刻划尽致，言人所不忍言，而令诸者目眩意移，其神情活现纸上，则莫如《杂事秘辛》之描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