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的名称、作用、保养，简单的故障及排除。
待众人都装拆几遍，熟悉毛瑟枪的结构，我反复检查没有错误，都能明确指出枪支的零部件，并组装起来。我宣布，培训初步合格。然后，叫班长进来，排长讲解，队官指导，我最终解答。其间，自然出了许多错误，花了刚才的几倍时间，方才让班长通过培训。但这样一来，队官和排长对毛瑟枪的了解也更进一步了。接下来，这一过程有在队副、排副、班副身上重复一遍。最后，我带领班长和班副，对这九百支毛瑟枪进行了维护保养。这一下午时间，也就过去了。洗澡，晚饭，饭后，照例是学习时间。不识字的学习识字和算数。队官和排长听我的军事课，就是把我最近以来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给大家讲解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结果，再讲一些基础军事知识。学习时间三小时，整理内务半小时——一般我会在这时查查房，与大家聊聊天，教授一些儿小窍门——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让士兵衷心的拥护我，服从我，就需要我在各个方面努力。我花了一个月记住了所有官兵的名字，一见到人就能叫出他的名字——这是件很有必要，也很有益处的事。然后，士兵就必须休息了，而我还需要在全营巡视一遍。总之，这一时期，哦，不对，应该说从此以后，我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干的比驴多。
早上五点，起床号一响。15分钟内必须到操场集合，五公里越野；早饭；原来队列训练一整天——这是最难受的——现在，起码可以半天学习军械的维护保养使用了。不过，这得等我和低级军官都掌握过山快炮的维护保养再说。等到射击训练时，我又发现个问题——江南制造局所造子弹，‘每逢演用往往误火，一及吹弹不能致远（原文如此——引者），甚至炸坏铜壳，登开后堵伤人等弊’。臭弹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强，炸坏铜壳的，倒极少，约千分之一，却也让人提心吊胆的。而且，子弹数量又少，每月只有二万发，新军每人平均不到十颗。
我不得不去拜见巡抚大人，可这事巡抚也没办法——没钱。在我历数了‘甲午战争中我军每发数百枪而不中’的窘象后，巡抚大人决定先把枪支补足——还是老毛瑟，子弹只能是江南制造局的——国内最好的，巡抚大人咬着牙把数量增加了一些儿，但是，每月绝对不得超过十万发。
“挂石头练瞄准吧！”我对部下如是说，“象我这样的枪法，你们得多练几年了。”我一抬手打下只鸟，来加强语气。
没办法的事，短时间内练枪法，没有大量的子弹，谁也没办法。
此间；还有件事情——军队粗略有个大样了，军纪还没有确立。清朝在作战有军令，但平时却没有军纪，我不得不制定一个。这没什么选择的，解放军军纪最好。我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实施，并编成歌曲，令全军学习：
“新式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父老一针线，父老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上缴，……”
新军喜欢唱歌，好像也是传统。后来，我在闲暇时，及行军拉练途中教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条大江》、《我的中国心》、《精忠报国》、《保卫黄河》等几首歌曲。歌曲也是个潜移默化的教育手段，自然，我会把其中不和时宜的地方改掉，像《一条大河》不就改成《一条大江》了，没办法，安徽不靠黄河靠长江。总体来说，新军同情却不支持革命——这是我最希望的结果，我可以轻易地带领新军向任何有益于中国，或者貌似有益于中国的方向前进^…^。
铁锹配备以后，我开始进行营垒工程训练，如何在三五分钟挖一个防炮坑，如何利用地形构建工事，如何组织火力，如何进攻一个设置优良的防御工事，等等。顺便，我也在训练的同时，带领全军进行了一场义务劳动。
PS：张謇的事迹摘自网上。
正文 第九章
此次归国，阿庭共派了八个人给我。我只留了黄桦、田清泉（第二期去的，擅长管理），高剑峰（身手好，也是第二期的）和韩铁，其余的，都安排在基金会工作了。韩铁是阿庭的得力助手之一，本不可能派给我。但是，为了平衡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韩铁受命组织了大批华裔妇女偷渡美国。目前正被美方大力通缉中，回国来是避避风头。年初，我派他去了趟敦煌——斯坦因永远的消失在中国西北的茫茫沙漠中。回来以后，我便派他组织了个情报网，我只提供钱，人要自己去找。韩铁不负期望，迅速依靠基金会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情报网络，并在安庆建了个小小的情报网络。
在我整训新军的同时，田清泉以我的名义买了一块荒地，七百三十多亩，是不适合耕种的盐碱地。田清泉打了眼机井，我又带人在此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土工训练，采用井灌井排，灌溉洗盐，排水除涝，很快就将其改良成可以耕种的良田。盐碱严重的地方，再通过种稻除碱、水旱轮作，进一步治理。说白了，我要建的，就是个以养殖为主的农庄。我记得后来有一种养殖方法，大致是，用粮食酿酒，用酒糟养猪，用猪屎喂鸡，用鸡屎养鱼，用塘泥肥田。酒不可能酿成什么好酒，水质不行，工艺上讲究一点儿，不太差也就行了。除了水稻小麦，再种上些儿玉米、甜高粱、紫花苜宿、黑麦草，饲料也就差不多了。再使用农家肥、沼气，使秸杆还田，选用良种，增加亩产。虽然，还不能实现机械化，但使用畜力和先进农机具，还是极大的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此外，再引进些儿荷兰奶牛什么的。
这些事情，我也是随便说说，技术上的事，都是枞阳农校提供支持。
枞阳农校是基金会提供资金，在两年前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普及现代农业技术，并进行杂交试验，培育良种，研究农牧及养殖技术。农校学制四年，免收学杂费，并提供部分补助金，贫家子弟多求学与此。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即使有了毕业人员，多半也会因高薪和良好的环境而留在农校作老师，做研究——我是有算计的。农校的名誉校长是姚永概，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实行裁兵加饷。新军的军饷是这样的，正兵月饷加至4两5钱，副兵月饷加至4两2钱，备补兵月饷加至3两3钱。正兵：副兵为1：2，备补兵每班一人。班、排长每月十几两，队官二十多，管带三十几两。协统近五十两，我是六十两。骑兵和炮兵都6两，管带以上还有一定的经费可以支出。但无论如何，就是不够花。而且，军饷还不是十足发放。按前练兵处章程，军官八成、军佐七成、署理六成开支。
我算了下，就算我不吃不喝，逢年过节过生日，我一年不搭里一千五百两，是绝对不够花。难怪袁士凯——想造反的人——都会贪污军饷。所以，每年除了我的生日，我一概不请客。我过生日时，我一分钱的礼也不收，自己掏一百两银子，买上一二十口生猪，请全标的人吃顿饭，军官聚一起，大家喝碗酒。伙食费一般是每人每月1。5~2两银子，我只收一两半，但我一分不贪，我军中吃的是细粮，每天还有三两肉，鸡鸭鱼蛋都很常见。
半年后，农庄全面负责新军的伙食，我进一步改善了新军伙食。我又开了座酒楼，每月也能有几千两的收益；我将伙食费的降到一两，士兵每人每月净剩二两，三百军官每人也能得到相当军饷一半的分红。（逾一年，我伙食费象征性地收三钱，军官可以得到的分红也超过军饷了。）
士兵学会了写信，虽然每封信里都有别字；军官也都能看懂地图，少数军官能在沙盘上作下不错的指挥。经过如此努力，我已经成功地在部队里建立起了威信——一言九鼎，我说了算数。军事不合格，有异样心事的人，在这里待不住，要求太严格，规矩太重——我到底把顾琢堂给挤走了，这家伙是北洋的人。我在军中禁止体罚，严格的训练和禁闭足已。我已经使军中将士初步接受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剩下就是巩固了。军中军医太少，我在训练中还加入了包扎和急救训练，并购置了绷带和药物——哪有卖白药的，这金疮药质量也差了点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管带汪道铭率同等数量的新军，在演习中干净利落的将武备练军营击溃。不久，武备练军学堂停办——这一停办，与我无关。主要是由于当时陈仲甫领导的学生请愿——“电阻俄约”活动，在安徽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该活动被镇压了，但反清革命思想却在学生中极有市场。秋天，陈仲甫领导的革命组织“岳王会”成立，武备学堂的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从而，引起了安徽巡抚诚勋的警觉，将武备练军学堂停办。所以，这一停办，与新军没有什么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霍元甲偕弟子刘振声来军中做武术教官。说句实在话，这时代练武的人很多，新军之中也有不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霍元甲虽然名声响亮，也还是有人不服。这个自然无须我多事，霍元甲横扫全军，无有敌手。
阿庭在1905年很不满意，在殖民统治上，美国确实远不如英国。1894年，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光绪三十年“禁约”十年期满，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就是“抵制美货运动”的源由，其间，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
也无怪阿庭来信说，（美国）国务院里都是白痴。明明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偏偏办成这样。这件事给华源基金会带来许多麻烦：1903年去日本的留学生不足千人，今年已增加到四千余人；而1903年到美国的留学生有二千七，今年却不足千人；若非华源在欧洲也有基础，可以将这些留学生转尔引导到欧洲去。阿庭一定已经暴跳如雷了。
就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认为排华引起“巨大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并“构成了对中国和美国良好关系的最严重威胁”。美国驻福州领事格雷西（S。L。 Gracey）也痛苦地承认抵制期间“产生的对美国人的不友好感情是难以估量的”。有意思的是，当格雷西打算将这番评论在波士顿一家报纸发表时，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止。
所以，当《纽约时报》得到了这个消息时，阿庭如获至宝，将其大幅刊登出来。此时，《纽约时报》销量六万多，是在美国有相当影响力的严肃报纸。这样一来，（美国）国务院就焦头烂额了。自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阿庭的麻烦在后头。不过，阿庭倒也不是很在意，用他的话说，“纽约，那是我的主场”。我不知这是真是假，不过，阿庭这些年鼎力支持民主党，想必也有些成效——没有政治立场的报纸是不存在的。以阿庭的性格考虑，想必也不会吃太大的亏。
这一年，对于朝野一致的立宪呼声，清政府已不能不对此作出相应的表示，遂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商部右丞绍�